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增长速度平台降低、要素成本上升、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加大等多重挑战，对经济增长基本面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时间要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必须“结构升级”，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深化的重点所在。
“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对今后较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环境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作深入分析，具体地说，在“十二五”及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可能面临三方面的重要挑战。
一是在“十二五”末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台可能下一个台阶，由前些年的１０％左右降低到７％左右，进入一个次高或中速增长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超过３０年。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２０年的较多，超过３０年的很少，大国中尚无先例。在我们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二战以后高速增长的典型国家日本、韩国和德国等，都是在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０００美元或略多一点的水平时，工业占ＧＤＰ的比重、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开始明显降低，进入一个较低的增长平台。人均用电量、钢材累计消耗量、汽车拥有率等实物量指标也在同一区间达到大体相同的增长水平。按照同一口径计算，２０１０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将超过８０００美元。如果今后３—５年保持９％左右的增长率，我国人均ＧＤＰ将进入上述速度下降的敏感区。对国内不同地区增长潜力的测算也大体支持上述判断。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即速度与效益同向变化。在过去两年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增长速度降低、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下滑，增长速度回升、企业收益和财政收入显著好转的事实，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其原因是速度提高相应地扩大需求和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带来的挑战是，如果企业盈利模式和整个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摆脱对规模扩张的依赖，企业经营和财政收入状况将可能陷入困境，并对就业、金融等形成严重冲击。
二是要素成本上升，迫切要求增长动力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针对“招工难”、“加薪潮”等现象，前一个时期展开了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日益增多的事实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结构性、阶段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关健是把以往因体制缺陷而低估或外在化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内在化于企业，这样也会增加企业成本。伴随着这些变化，过去长期依赖的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在要素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能否相应提高就成为突出问题。根本途径是加快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成功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景并不明朗。
三是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我国将面临相当大的包括商品和资产价格在内的通胀压力。从内在逻辑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经历三个阶段，即私人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货币体系危机。目前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之中。美国等具有全球储备、交易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为了缓解本国危机、刺激需求，实行低利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后果之一就是对新兴经济体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从国内看，近年来形成的巨额信贷资金消化也需要较长时间。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是过量流动性冲击领域的变化。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两个重要改变，首先是商品市场旁边，已经成长起包括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产市场；其次，计划经济时期的“短缺经济”现象已不复存在，供求平衡、供过于求成为商品市场的常态，由供不应求而引发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同时面对着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由以往主要追逐供不应求的商品，转为追逐需求稳定、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物品，主要是具有不可再生、不易移动性质，与土地等自然资源关联性较高的物品，如石油、铁矿石、黄金、房地产和农产品等。于是，我们就可以解释已经出现的、并预见到资源类产品、房地产和农产品不仅是大宗农产品，还有小宗农产品如绿豆、大蒜、辣椒、苹果等的价格上涨。相应地，ＣＰＩ等传统指标已不能涵盖过量流动性去向的结构性变化，需要形成一种包括ＣＰＩ、ＰＰＩ和资产价格指数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
以上几个方面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增长速度平台下移将使需求规模相对收缩，要素成本上升则使供给竞争优势减弱，而广义上的通胀压力将加大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分流本可用于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的资源。这些挑战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意味着过去三十多年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系列条件组合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与条件组合相匹配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也必须相应转变。这种内在要求不仅表现在结构和机制上，同时也表现在时间上。例如，如果预见到几年后增长速度平台下移，作为“慢变量”的企业盈利模式就应该开始调整，否则一旦增速下降，将会陷入困境。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提出很长时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人们对此抱怨甚多。随着经济增长条件组合的实质性改变，可以预见，中国经济将会经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增长模式转型。
在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时增长速度平台下移，是发达经济体都曾经历过的，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可以看成是成功地跨越了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的标志。问题是，能否随着增长条件组合的变化，较快形成与中速增长相适应，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长模式。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最重要的是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新形势下实现经济转型、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突出。以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集中表现在初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上，例如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的放开和成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流动等。随着增长模式的转型，市场化改革必须更多地转向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上来，其中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应当成为新形势下改革深化的重点所在。这方面改革的跨度和难度很大，需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加快推进。
——促进大学教育的改革和开放，改变“大楼越来越高，大师越来越远”的状况，减行政化，去官僚化，增强学术主导和知识的创造性。可创办教育改革试验区，与国际名校合办示范性分校。
——深化科研机构改革，借鉴深圳等地成功经验，鼓励设立产学研用密切结合、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的新型科研机构，用增量带动存量科技资源的重组。
——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尤其要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
——放宽服务业的进入限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破除垄断、鼓励竞争，给各类企业和个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激发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
——继续推进金融改革与创新，不能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而否定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必要性，在汲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实体经济、为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资金支持的金融创新。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逐步提高保障水平的同时，要促进人员的合理流动，使保障性资金可转移、可接续，保持劳动力市场必要的灵活性和竞争性。
——实施竞争导向的产业政策，把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放在优先位置。行业管制要以节能、环保、安全、质量标准等为重点，不再延续对企业生产和投资中规模、品种等的直接干预。由企业自主推进并购重组，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产业集中，逐步形成一批具有持久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改进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重点实行需求激励；在供给侧，避免撒胡椒面式的补贴办法，着力支持新产业、新技术供应链瓶颈环节的突破；发挥竞争对创新的推动作用，重点奖励竞争优胜者。
加快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体现了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结构升级”。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将会推动创新驱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