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势汹汹的新股破发潮，再次激起股市对于新股“三高”发行的制度性质疑。
中国证券市场尤其是中小板与创业板的“三高”发行并非不可控制，关键是我们想不想控制。
A股市场存在两大溢价一大漏洞：一是严控上市造成上市资源饥饿疗法下的发行溢价；二是缺乏退市机制造成上市溢价。由于基本没有退市风险，风险折价成为一纸空文。在发行上市过程中的技术漏洞，就是对于有意虚报价格的询价机构缺乏严厉的惩戒手段，而对失去诚信的中介机构过于温柔，一些上市业绩变脸的公司背后那些中介吹鼓手，扰乱了市场、侵害了股民的权益，却置身事外。
在2010年初上海的一次新股发行改革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表示，询价机构整体报价偏高，或是由于部分询价机构不能到位尽责，简单以股份盈利为目的，存在抬高报价水平的倾向。比发行权证稍好，朱先生承认了询价机构存在高报价水平的倾向，但最近一轮新股发行开出的一味主药是增加询价机构，这相当于在红斑狼疮上贴上一副狗皮膏药，根本是药不对症。
增加询价机构，在新一轮发行体制改革中被寄予重任，被认为是达成市场新股均衡价的重要手段，但在短期作用之后，增加的询价机构反而成为利益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存在虚报价格等劣行。似乎这些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印证在中国市场中合法充当价格托的无限“钱”景。
询价机构主要包含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QFII和财务公司，在新的新股改革中，把经保荐机构推荐的其他机构总称为第七类机构。截至2010年11月底，第七类询价机构达到近250家，加上原来的270多家，合计超过500家询价机构。第七类机构在最近的询价中已经有所体现。据报道，根据相关上市公司的公告，在去年11月底发行的江苏旷达、星河生物和宋城股份询价中，第七类机构给出的平均报价，高于券商、基金、保险等其他机构给出询价的平均值。
高报询价已经成为某些公司的癖好。从网下询价情况来看，新华信托和东吴证券两家机构最为活跃，且申报价格较高，粗略计算，东吴证券网下询价平均高出新股最终发行股价约18%。其中，在对先锋新材询价时，东吴证券给出的价格为35元，高出先锋新材最终26元发行价34.62%。新华信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该公司参与的44只新股网下询价中，有20只新股被其给予超过最终发行价15%的价格，其中最高偏离值达36.21%。
这些公司失去的只是信用，不过这些公司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而通过高询价，却获得的是无限的生意可能。
首先，以高价向上市公司递上“投名状”，在证券市场获得江湖地位，明确地告诉利益链条上的人士，我们愿意当托，并且乐此不疲；其次，报出高价可以确保自己参与新股的摇号配售；最后，他们以被专业人士唾弃的价格挤掉了专业、理性的报价机构。
相比而言，外资要谨慎得多。截至2010年9月1日，共有93家外资机构获得QFII额度，其中有34家具有询价资格。据需要公布询价明细的创业板公司的公告，鲜见QFII参与新股的询价，即便报价也处于低端，这显示了以“价值投资”著称的QFII对过高的新股发行毫无热情。
我们应该对外资的理智表示鼓励，同时不得不提出，目前的新股发行市场对于询价机构既无约束又无惩戒，只是依靠询价机构的道德自律，无异于“三高”发行的帮凶，口头上十分严厉，暗地里却在鼓励发行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
增加询价机构、增加询价的托，上市公司增加的发行成本完全可以高报价从市场获得，只要能够上市，所有的成本由投资者承担。在创业板上每家公司高达上亿的超募，就是指出了掠夺与博傻的事实——在破发之前是没能成功打新的二级市场投资者，在破发之后则是打新者承担。破发的出现会导致机构之间的肉搏战，最终的结果通常导致市场失去融资功能。
对于屡屡乱报价的询价机构，完全有办法可以处置。
首先，最便捷、成本最低的办法是建立询价机构“黑名单”，将询价结果偏离度公之于众，以偏离发行价20%为标准，一次、两次偏离黄牌警告，三次乱报价坚决罚出场，让这些询价机构彻底失去竞赛资格，相信在利益与惩戒面前，询价机构不得不以专业的心态抑制自己的贪欲。依此标准，新华信托、南方基金、华林证券、华泰证券等机构或被罚出场，或者已吃黄牌。其次，建立风险自担原则，高报价者对自己的报价负责，以真金白银高价购股(可以高于发行价)，显示自己对该公司未来前景的看好。
让公司为自己的信用买单，十分公平、十分公开、十分符合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