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新华网发表长篇报道对话财政部长谢旭人，报道回顾了“十一五”期间财政收支的情况。对此，笔者以为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首先是“快”字，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是迅速的。其次是和迅速的收入相比，支出的压力却也越来越大，尤其是2008年之后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从稳健过渡到积极，用一个“累”字来总结收支平衡的压力，似乎并非危言耸听。
　　当然先从积极的一面看，看看这个收入的“快”字，是否真的那么令人着迷呢？在从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期间，全国财政收入从约4万亿元起步，短短5年翻了一番，现已超过8万亿元，达到83080亿元，年均增长21.3%——很巧合的是，这也是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据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财政收支情况》）。
　　但平均的计算总是有些含糊的，因为这没有考虑到每一年度的细致情况——比如五年之中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1.7%，据说这一年4万亿元积极财政下去了，经济是大为好转的；而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却达到了19.5%；两相比较，显示出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是不平衡的和波动较大的，而且未必和宏观经济的好坏有特别直接的联系。
　　这一不那么令人着迷的特点，即使从“十一五”期间稳健财政政策时代也能够看出——其中2007年为32.4%，2006年为24.4%，相差8个百分点。国家财政的收支都是进行年度预算的，增增减减当然也正常，但一般而言，年度之间的幅差应该越小越好，否则财政稳健二字总是难言的。
　　道理很简单，国家财政收入，尤其绝对大头的税收，是强制性、无偿性和长期化的收入，它不是市场行为的投资性收入，是不能按照股神巴菲特的那种复合增长率来看其投资能力和投资水平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是有其自然边界的，一国之财富当然可以是共同成长的，但在相近的若干年份里（比如5年里），若是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总是远远快于GDP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的嫌疑。
　　其次，我们再来看“累”字。这倒不是勤政的考虑，中国的财政官员们是否辛苦，可以另外分析。这里只做财权、事权相应的分析，对国家财政收支来说“收到一份财，就有一份事”是天经地义的，说到底国家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是来自纳税人缴纳的购买公共资源的税金，没有这个来源，国家应该没有收入。
　　但财政收支就财权和事权的角度而言，应该怎么总结才好呢？若从财政部门的角度来说，用“为国理财，为民服务”来总结并无不当。因为财政部门总是把钱从社会和国民手里收上来，然后通过各个政府部门把钱花出去，使得财政收入回到社会——财政收支的实际流程好像是这样的，但这未必是财政收支的性质，也可以说不是财政收支要达到的目的。
　　然而一谈到国家财政收支，我们容易陷入到非财务的其他话语之中。我们赋予财政收支的内容，常常大于财政收支的边界。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财政的手段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而事实上国家财政从来就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国民经济才是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源头和基础。任何强调多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以更多支出刺激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事后的成本最终都要落实到这个源头来消化，从而削弱了这个基础——这一点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如今国家财政收支感觉“累”，是因为想用财政收支做更多的事情。财政收入不仅理所应当地做欠账很多的社会福利，还要做本非财政擅长的经济活动。而要想化解这样的紧张，不能仅从财政收支的程序来着手，即不能仅从以“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角度来着手。因为这很容易通过国际性比较，得出一个还要继续设法加大国家财政收入的结论，即认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人均比例在国际上都很低。
　　这个比较容易忘记中国本来的财富人均水平就不高，但财政收入人均水平恐怕还排在其他国民财富的前面，更容易忘记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里，中国国有资产规模是最为庞大的（看看全球500强就知道了）。
　　假如要针对收支紧张的“累”字勉为其难地开个药方，可以从反方向看这八个字——把“为国理财，为民服务”改成“为民理财，为国服务”。这看上去更像是一国财政收支性质和目的的正解。如此一来，财政工作就不会老想扩大收入、与民争利。而国家都为老百姓理财，老百姓肯定就能有更多的钱，从而购买到更多国家的服务。从1994年税改以来税收的增长速度（年均20%）来看，中国国民有钱能够缴纳更多的税，这是非常稳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