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地正在召开的两会似乎正蜕变为地方斗艳GDP增速的擂台。在去年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淡化GDP增长目标的思想指导之下，诸多省市依旧在GDP增速上既不淡化又不淡定，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当前各地GDP增长目标呈现中西部高东部低之特征。如重庆今年GDP增长目标为13.5%，到2015年地区和人均GDP翻番，农民人均收入翻番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5%。此外，安徽、江西等十多个省市也提出“十二五”期间地区GDP将翻番的增长目标。这也就不难理解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感叹：“多数省份把‘十二五’GDP增速目标定得过高，没有冷静考虑相关环保、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
　　显然，地方政府间的GDP竞争虽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其更多的是基于要素投入（如大规模投资和争取出口市场份额）来实现GDP数字之增长。当前诸多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廉价劳动红利式微，以及业已显现的中国储蓄率走低等因素，使“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很难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投资是长期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之一。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能保持相对东部发达地区较快的经济增速，投资担当了更为突出的角色。一般而言，长期以来投资赖以高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是高储蓄率和巨额信贷支持。然而，当前中国储蓄率持续下降和今年信贷供给紧缩正在对投资产生牵制作用。
　　其一，国际清算银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等国内外研究机构研究发现，中国储蓄率日趋下降，未来十年中国储蓄率将出现大幅下降。如去年年初瑞信表示，2009年中国家庭收入虽增长但储蓄却下降，储蓄/投资占中国家庭收入的百分比已由2004年的26%下降至2009年的12%。国内储蓄率下降，将对未来政府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经过2009年和2010年两年的政府投资拉动，地方债务平台已经突破10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率已无以复加。在银监会要求银行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控，并提高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权重至150%等情况下，地方政府继续借助巨额银行信贷筹集投资资金，拉动经济增长将在今年面临更突出的融资难度。
　　既然借助投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瓶颈已经出现，从而，各地希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国际贸易，还能否使地方政府有效切入贸易部门和外需市场，以弥补投资瓶颈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口，就是个问题。
　　我们认为，当前美欧经济依旧横亘于脆弱的无就业复苏，如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依旧未有效释放，因此未来外需市场的不确定风险将依旧突出。在国内，人力资本呈现出全国性普涨态势；此外，石油、铁矿石等关键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各地地价近年来不同程度地出现井喷走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继续借助廉价竞争优势争取外需市场之能力已不及从前。同时，中西部地区远离港口，国内物流成本占GDP比重达到20%左右，且中西部地区产业链配套不足，这些因素使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并不应被高估。外需对全国各省市的拉动作用不会成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至于内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持续下降态势，意味着内需只要不拖累经济增长就已不错，暂时尚不能指望内需担当经济增长重任。
　　各地凭借什么推动今年GDP双位数增长和“十二五”期间GDP翻番，确实是令我们费解的地区GDP增长之谜。我们期待未来地方政府应更倾向于公共服务领域，加快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补位，而非地区GDP竞赛；同时也期待各级政府致力于探索和构建政府必须为私人部门提供的防护性保障体系，降低跨省、跨地区市场交易成本和交易壁垒，逐步增强私人部门市场自由度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