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称，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应相适应，但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在数量上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两者不完全同步是正常的，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
　　GDP增速较快，而内涵不足靠投资、出口拉动，公众受惠不够，本身已经广受争议。而相比GDP的高增长，财政收入增速更快，这自然更遭公众不满。财政收入高增长的背后，是国民税赋负担过高，而社会福利和保障欠缺。从民众的真实感受上说，所谓的经济高增长、财税高增长，惠及民生的似乎严重不够。
　　与之对应的是，居民平均工资统计数字为每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民众收入低位徘徊，增长过慢却一如既往。所以，财政部表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旧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公众的感受必然是五味杂陈。这样的数据，脱离民众实际感受，毫无实际意义，而且伤害公众感情。
　　伴随GDP、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公民收入也应同步增长，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收入分配方案出台一再推迟，公众的殷切期望之情愈发强烈。一项牵涉几乎所有家庭、单位、企业的利益分配改革，轻易出台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于是《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据传屡次被退回，还需要修改。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矛盾越来越凸显。虽然中央陆续出台系列措施，以减轻分配差距的压力，包括免除农业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低保制度，加强劳动执法力度和区域均衡发展……这些措施对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收入分配拉大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收入分配改革仍未真正破题。可见，居民收入增长迫切性非常之高，远超政府收入增长的迫切程度。
　　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固然重要，但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将所有人纳入发展进程，分享公平正义将成为这一发展概念的核心。不言而喻，当下中国非常迫切地需要这样的包容性的增长。
　　事实上，共享式发展本身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民生，以及各项政治权利，执政者都应树立这样的理念。不仅如此，经济的增长得以长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可以持续，也必须考虑公众是否能分享到发展成果。从这个角度看，包容性增长，关系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重大政治意义不可小觑。
　　意识到这一点并不难，关键在于要让各级官员和社会强势阶层认同，并在具体的施政中切实体现这一点。要让包容性增长成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共识，首先必须推进各项改革，转变政绩考核方式，约束和控制各级官员简单的经济增长冲动。必须逐步废除各项不合理的制度，切实保障公众的各项权利，而这就必然呼唤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