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更需价格型工具综合配套
2011-01-25   作者:刘满平(中国经济学会理事,宏观经济评论员)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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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与美国、日本等国央行所承担的职能相对单一不同的是,我国央行承担着多重目标,常要在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多个目标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会随着不同的侧重点而有所区别。自央行将“稳物价、防通胀”放在首要位置后,“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便成工作重点。近期一系列收紧流动性措施接连出台:继去年12月2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后不久,1月14日再次宣布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自此,2010年以来央行已7次上调准备金率、2次加息,特别是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频率之高、调整幅度之大,堪比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综观这些措施,央行在实践过程中将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作了事实上的功能分工:在管理银行信贷、收紧流动性上更多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在应对通胀上,更多使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但在实际运用中,由于存款准备金具有强制性、惩罚性和低成本性的特点,而且对冲成本相对低廉,运用的时候面临阻力较小,加上对银行信贷影响最大以及效果最为明显,因而央行乐于频繁动用。对于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由于考虑到提高利率必将加速人民币升值,刺激热钱流入,因此,央行对之慎之又慎。
  笔者认为,在当前管理银行信贷、收紧流动性、防止通胀的主要任务面前,央行偏重于数量型工具,虽然相对容易,并能很快见效,但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也存在一定限制和隐忧,还须依靠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综合运用,才能最终稳住物价,控制住通胀。
  首先,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已越来越小。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的历史最高位,是全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距离理论上的上限(23至24%)不远。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增长乏力,仍需要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来支撑,这就决定了国内货币信贷不可能无限制地被压缩下去。如果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幅度过大,势必会造成许多烂尾工程,极大损害经济发展。
  其次,由于目前我国融资方式多样,地下信贷盛行,尽管央行去年四季度以来就通过多种手段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动,但第四季度新增信贷指标还是超标,如12月在严加控制的情况下,新增信贷仍达到4807亿元,使得去年超标4500亿。
  再次,由于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支付很低的利息甚至可能不付息,因此当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增大其经营压力。
  而若动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则有助于缩小“负利率”,不仅可以适当收紧流动性,抑制通胀,还可以弥补仅依靠数量型工具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流动性过剩,不仅与货币超发有关,还与我国长期处于一个“负利率时代”有关。CPI涨幅过快,利率实际上为负数,居民储蓄存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购买力逐渐降低,财富不断被“缩水”,这种状态降低了资金使用成本,间接增加货币信贷需求,增大流动性。因此,要想抑制通胀,首先是要收紧流动性,减少市场上流动的货币,而提高利率是最常用、也是相对有效的手段,通过它,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利息收入,促使居民将更多的钱存入银行,降低企业从银行贷款的意愿及数额,还可以起到稳定社会通胀预期的作用。
  另外,提高利率有助于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减少资产泡沫,从而抑制通胀。2010年,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出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措施,但从效果上看,2010年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约10%,特别是9月以后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提高准备金率虽然可以减少房贷规模,增大居民贷款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融资的难度,但没有真正增加居民和企业投资房地产的成本。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利率,才能真正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挤出部分资产泡沫。
  再者,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仍将面临存款实际利率为负、民间利率高涨与短期流动性出现结构性变异的困境,难以克服负利率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经济泡沫蔓延、物价高涨等问题。只有通过数量型和价格型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才能真正增加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央行遏制通胀的能力。
  央行之所以对于提高利率比较谨慎,主因是认为“加息是两难选择”:对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既积极有利,同时也暗藏着一定的隐忧。最主要的是担心提高利率后会吸引更多的国际热钱流入我国,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对此,笔者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是一种长期趋势,主要是看好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和巨大的投资机会,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利息差”。人民币适当增值不会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大的负面影响,相反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益处:从抑制通胀方面考虑,让出口更少一些,进口更多一些,可以控制总需求因素。从直接价格因素考虑,可以降低国内价格水平。从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考虑,可以推动长期以来我国所存在的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高贸易和资本顺差、高外汇储备的传统国家盈利模式的改变,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除使用数量型工具外,更需要提高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综合配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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