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09年银行明修栈道的信贷井喷，抑或去年通过银信合作暗渡陈仓式的信贷飙升，银监会主导的信贷总量调控显得有些力有不逮。近日，今年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将做出调整，央行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等措施，调控货币信贷总量，而银监会依据审慎监管予以配合和支持。
　　严格而言，银行信贷增长主要取决于存贷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等三大因素。即商业银行信贷增长必须同时满足：不超过75%的存贷比，19%（大型金融机构）或15.5%（中小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等。
　　显然，央行通过实时监管各大银行的信贷增速、资本充足率等因素，再结合整体流动性状况，对各银行实行差别性的存款准备金率，确实有助于使今年信贷接近央行有腹稿但未向社会公布的信贷总量目标。同时，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为1.62%，显著低于三个月期1.91%和一年期2.5%的定期存款利率，这使得差别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带有惩罚性，有助于央行把信贷个体性调节和总量调控结合起来，为央行调节货币信贷总量提供有效管控工具。
　　事实上，过去两年央行就动用差别准备金率调节个别银行信贷规模，但把该政策作为常规性武器今年是首次。然而，过去央行差别准备金率的实际成效并不太理想，如2009年以来商业银行就积极通过银信合作进行委托贷款等手段规避监管层设定的红线。
　　而且，央行借助差别准备金率调控货币信贷总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舍本逐末之嫌。准备金率政策调节的对象是银行存款总量，而银行存款衍生于贷款。即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频率越高，贷款衍生而出的存款规模就越大（不考虑金融脱媒），央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将变得愈加被动。只要商业银行能够融到足够的资金满足法定资本充足率要求，放贷资产收益高于上交差别准备金率的损失，商业银行就更愿意接受较高的差别准备金率。从这个角度上讲，央行依赖差别准备金率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不仅很可能逆向激励商业银行的冒险经营，而且令差别准备金政策悬空，即并非央行通过差别准备金率遏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更像是商业银行主导央行准备金政策。
　　当前央行把法定准备金率上调至19%之高位，而整个市场货币流动性依旧过剩，根源就在于存款准备金率调节的对象是商业银行存款，而商业银行“贷款—存款”的衍生过程是央行难以有效管控的。
　　而比照差别准备金率政策，央行从基础货币投放源头上进行调节货币信贷总量将更具治本之效。无须讳言，商业银行之存款主要源自央行基于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央行通过有效调节基础货币发行规模，并借助利率、汇率等价格性调控工具影响金融市场信用创造，将更有助于调节货币信贷总量。
　　我们认为，意愿结售汇制下，央行继续充当被动外汇接收主体，一方面源自当前外汇市场较高的准入管制、交易管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利率弹性不足；另一方面，外汇市场交易品种有限和风险管控工具不足，使得参与者无法对远期汇率风险进行锁定。
　　因此，当前央行完全可通过推进外汇市场建设，扩大外汇市场参与主体，适度放松汇率利率管控，推出基于利率汇率的衍生产品，使更多的结售汇业务通过外汇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进行。同时，在货币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利率汇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影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速度。毕竟，利率变动将影响市场信贷的供需状况，从而促使市场自发调节整体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