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住建部已经要求2010年年末房价上涨幅度较大的一些城市出台限购令细则。与2010年出台限购政策的首批16个城市不同，新一批的限购城市均属于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正是2010年12月份全国楼市成交量大幅攀升导致房价新一轮反弹的主角。据透露，一位副部级官员在1月中旬的内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向地方官员施压，“不限购，就约谈”，并称在一周之内便能看到效果。(1月23日《重庆晚报》)
　　长期来的楼市博弈格局，清晰显示出一个基本的共识：落实地方政府责任是楼市健康的关键所在。而在所谓“史上最严厉调控”之下，房价仍旧呈现出疯狂的逆势上涨趋势，重要原因之一无疑就是：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出现了明显分野，中央调控楼市意图在地方层面未能得到有力落实，而是遭遇了或明或暗的“肠梗阻”——“不限购，就约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明乎于此，限购令的有效性究竟几何，甚至根本不值得探讨；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能不能真正下决心去调控楼市。如果地方只满足于在表面上应付中央要求，又在本质上极力维护楼市上扬态势，那么再严厉的调控新政恐怕也将被化解于无形。市场的天平在有话语权的一边加入了太多的附着利益，没有话语权的另一边，利益自然无法保证。唯有地方政府真正站在中立位置，真正意义上的楼市调控才算开始。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央要想成功进行楼市调控，首要前提必须是统一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诉求，让调控政策在地方得到无条件、无折扣地主动落实。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调控，只能是深陷“越调越涨”困局不能自拔。就拿限购令来说，为什么那么多“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没有积极跟进出台限购政策，因为这与他们的私利需求不相符，他们根本就不想打击楼市，而只想继续维持房地产的经济支柱地位。与千丝万缕的私利诉求相比，被部委约谈简直算不得风险。
　　众所周知，在调控楼市上，无论民意如何沸腾，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只当是耳旁来风，来自民众的监督压力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存在，唯一的约束力只能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力问责监管。针对楼市调控也好，针对保障房建设也好，有关部门高官曾多次作出调控不力将问责、保障房建设不力将问责之类的表态，可是事到如今，竟然从未有地方官员因为楼市调控而被问责，几乎所有的问责表态最后都成了“放空炮”。
　　相比问责，约谈是否会更具有实际威力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两者的区别之一也许应该是：问责更多是公开的，而约谈则是幕后的。不对外公开的上下利益内部妥协，与有问责之名而无问责之实，某种意义上很可能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楼市数据都明摆在那里，为何不能公开来上几次有影响的问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