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中，中国人追求平等和自我奋斗的传统或许是最为久远、意识最为浓厚的。通过孔子开创的全世界最早的平民教育制度和隋炀帝创建的科举制度，中国早早为平民子弟开辟了在和平年代通过个人奋斗跻身社会上层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而这也是近代公务员制度的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统治阶级越是善于从社会下层吸收人才，其统治就越稳固。科举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瓦解了世家大族统治社会的基础，贵族世家子弟必须与平民子弟同场竞争，靠实力取胜。从此，“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成为中国人的治家格言。
奠基于高度强调社会平等公正意识形态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对代际公平更为重视。开国伊始，开国领袖就严禁家族亲友裙带求官，而且对党和政府干部队伍中的特权荫及子孙苗头极为警惕。建国初就轰轰烈烈开展的全民扫盲运动，以及义务教育制度，不仅在当期便赋予了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为提高、维护代际公平奠定了基础。
遗憾的是，近30多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不仅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造就和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更使得这种特权思想和行为恶性膨胀，以至于根据“官二代”和“富二代”个人情况为他们“量身订制”遴选规则的事件也屡有发生，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固定趋势，社会中下层成员向上流动不仅成本大大提高，而且通道也越来越有堵塞之虞。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官二代”和“富二代”形成了普遍的负面看法，由此不仅导致一些官员及其犯有过错的子弟受到了不公平的过多压力，而且导致一些素质优秀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受到额外压力，乃至被剥夺了一些本可竞争的机会。与此同时，一些人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他们眼里，那是一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热土兼乐土，那里的人成功都是依靠个人奋斗。可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不能证实这种想象。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一书主旨基本上是否定中华文明，但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听说使团中一名少年仅仅因为是世袭贵族就获得高级官职时，无不大加嘲笑，说中国人必须经过多年苦读和艰苦的考试才能取得当官的资格，这个小毛孩子单靠出身就能混个一官半职，未免难以令人信服。直到1855年5月，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颁布《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才开始实行考试制度，美国汲取科举制度精华而建立公务员制度更是1883年的事了。直到现在，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其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中家族背景显赫者比重仍然很高，更不用说日本了。
在西方大国中最强调个人奋斗传统的美国，大多数富豪也并非白手起家。在1968年出版的《富豪和超级富豪》中，研究美国主要财阀数十年的美国学者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就特意指出，与一般的设想相反，发明家享有巨大收入的只是属于极少数。今天，这一点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或许被很多中国人视作科技天才白手起家创业的典范，但他们出身的那个家庭绝非中产阶级，在创业发家过程中始终都受益于源于家族的人脉关系。的确，巴菲特和盖茨的才干与个人奋斗精神出类拔萃，但请勿美化神化他们，以免误导中国公众。
沃伦·巴菲特父亲曾担任四届国会议员，而且曾参加国会金融委员会，由此编织的人脉网络之雄厚可想而知，而这样一张网络对从小培养巴菲特的金融意识和日后为巴菲特创造机会发挥了重大作用。
盖茨和艾伦创建的交通数据公司第一笔订单是盖茨通过父母关系找到主管交通的市政官员拿下的，艾伦到处推广公司的产品，但效果远远不如盖茨利用家庭人脉关系。他创建的第二家公司从事开发课表编排程序，第一单业务是本校的课表编排，第二单业务是为华盛顿大学实验学院设计一套学籍管理软件，是通过他担任华盛顿大学学生管理协会成员的姐姐拿到的，而他母亲是华盛顿大学董事长。对微软公司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初创是从计算机巨头IBM公司那里拿到为其开发微机操作系统的大订单，关键原因之一便是他那出任IBM董事的母亲，且IBM新任董事长是盖茨母亲的好友。
巩固和增进代际公平，消除“官二代”和“富二代”不公正攫取发展机会的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巩固政权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在利益集团逐渐成形并发展壮大的今天，我们同样需要通过增进代际公平巩固政权，但这种努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把较高的出身视为一种“原罪”。我们需要不懈地追求代际公平，但不能找错方向拜错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