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天价过路费”案引发公众对于公路高收费的批评，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没有收费公路就没当下成就”的回应再次引起舆论质疑。交通部综合司副司长蔡玉贺在日前召开的2011年中国物流发展报告会上透露，交通部正在研究公路收费标准和体系，现行收费公路最高30年的收费年限可能会延长，同时收费标准将下降。他还说，国外很多公路的收费年限可达90年甚至100年。（《21世纪经济报道》1月20日）
　　老百姓一直盼望着公路早点姓“公”，收费公路早点变成免费公路，没想到这个愿望的实现之日可能越来越远。全世界14万公里收费公路有10万公里在中国，但无论是实行收费公路政策还是延长收费年限，有关部门却总能在国际上寻找到“依据”，翁副部长说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实行收费公路政策，蔡副司长则称国外很多公路的收费年限很长，为什么都偏偏要跟少数国家的少数情况接轨，却不跟多数国家的多数情况接轨？
　　按照蔡副司长的意思，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必要延长收费年限，延长收费年限是为了降低收费标准。这在理论上成立，但一遇到我国收费公路的现实则不能成立。虽然我国公路最高收费年限为30年，但由于收费标准畸高，根本无需30年就可收回成本、偿清贷款；虽然国家规定已偿清贷款的公路必须终止收费，但地方政府往往又将之卖给企业变成经营性公路，并且一再倒卖，使其收费年限远超过30年，甚至有一直收下去的架势。这从公路收费机构臃肿及其员工的高收入、高福利中可得到间接印证，从审计署的报告中可得到直接印证。根据审计署的报告，北京机场高速、山东济青高速等12个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而京石高速在由还贷公路“变性”为经营性公路之后，总收费年限长达42年。
　　这些现实表明，我国收费公路的收费标准虚高、收费年限虚长，与投资成本严重不相称。并非因为收费年限较短才导致收费标准畸高，公路收费标准本就有极大下降空间，降低公路收费标准，不需要也不该以延长收费年限为代价。况且，延长收费年限能否换来收费标准相应降低？既然目前收费公路乱象丛生得不到治理，怎能保证延长收费年限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畸高的公路收费盘剥着民众利益，阻碍着经济发展，是时候对其进行“清算”了，它至少应包括两方面。
　　其一，公路收费标准据何而定？中国已步入汽车社会，公路收费已是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据此，公路收费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又实行政府定价，理应通过召开听证会，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通过各方博弈、协商，从而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和收费年限。目前，由于公路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公路是政府投资建设的，政府部门与公路经营方之间存在利益关联，因此制定的收费标准就高不就低，公路的“消费者”则毫无发言权，这种不合理现象必须改变。
　　其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何时终结？这一模式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地方财政普遍吃紧，贷款修路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国家财力充裕，很多地方政府也富得流油，政府本来有钱用于公路建设，却偏偏不直接出资，而要贷款修路；广大车主缴纳的税费没有用来修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成了逼迫车主重复缴费的手段。这种不合理现象同样需要改变。政府投资建设的公路应该是免费公路，建设资金应主要来自机动车税费，以“取之于车主，用之于车主”之正义，尽早实现公路免费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