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货币信贷、贸易顺差额大等的累加效应有了一定质变，同时又有新的加剧通胀因素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于是，显性通胀就比较突出了。货币政策到底是应该盯住物价指数（CPI），还是应该考虑经济增长乃至就业等多重目标？我国CPI指数存在种种缺陷，央行可盯住核心CPI通胀，将其作为利率政策的决策依据。
随着消费物价指数的急剧攀高，通胀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加息的呼声和预期也随之增强。那么加息真的就是灵丹妙药吗？
通货膨胀，说到底还是货币现象。在这次通胀中，我国市场无疑受到前后夹击。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量化宽松政策，货币供给大幅超过货币需求，累积的效果往往表现为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我国正在受到这种伤害；而另一方面，则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以及刺激经济政策，导致信贷投放过多、外汇占款过大，国内流动性加剧。也导致用工工资上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通过生产价格指数上涨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2000年以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都在150%以上，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到去年末，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为72.58万亿，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约为190%，而当前很多国家的这一比重都仅为100%多一点。GDP反映的是当年创造的新财富的增加值，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当年的可用货币量，这个指标一直居高不下，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是超过当前经济发展所需水平，说明我国客观上存在着通货膨胀。如今，货币信贷、贸易顺差额大等的累加效应有了一定质变，同时又有新的加剧通胀因素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于是，显性通胀就比较突出了。
货币政策到底是应该盯住物价指数（CPI），还是应该考虑经济增长乃至就业等多重目标？央行目前处于两难之中。货币政策可以使用的工具是有限的。如果货币政策多目标，那么它遇到两难问题的几率就很大，货币政策的规则就很不清晰，决策的主观性就比较大，因此市场主体就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对货币政策的预期。
同时，我国CPI指数存在种种缺陷，其系统样本与体系还在沿用1992年确定的地域网点和品类权重。1992年至今，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CPI指数还按照旧有的套路，其中我国的居住类消费，在CPI中所占权重只有13%左右，基数非常低，这导致居住类消费反映到CPI上难免会出现偏差。
无疑，加息对于减少新的贷款投放、稳定社会储蓄心理、改善通胀预期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当前情况下却受到一定限制。
在通胀高企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应该通过及时的加息让利手段，来减少国民财富的损失，来缓解企业竞争力下滑的问题。但是，政府决策部门担心今天在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加息实际上承担了美欧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所造成的市场风险乃至第二次探底的经济风险。而让利给出口为主的国内企业，国家又担心会惹来贸易摩擦的麻烦，甚至在与外商价格谈判的时候，也让别人利用自己的定价能力来搭中国政府“补贴”的便车。
外汇占款方面。一方面，加息将进一步吸引外汇的流入，反而增加外汇占款的被动增加；另一方面外汇流入对汇率政策更为敏感，在人民币每年升值3%至5%的预期下，提高贷款利率难以抑制进出口产业的信贷和投机冲动。
国内贷款方面。由于目前贷款利率总体不高，加上企业经营效益良好，企业仍有较强的贷款冲动；而以居民来看，尽管他们受较强财务硬约束影响本应对连续的利率提高有一定的市场敏感而减少贷款，但事实证明，在通货膨胀预期没有被扭转之前，他们也不会减少对贷款的需求。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大都努力提高其自身的可信度和透明度，通过发布或遵循明确的政策规则，引导市场对其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做出合理的预期。以利率政策为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大都是以“核心CPI”通胀为决策依据，并采取前瞻性的决策规则。央行盯住核心通胀的原因，是因为CPI中的非核心部分，即食品和能源的波动性很强，主要受供应冲击或国际市场的影响，不是国内利率政策所能调节的。而利率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国内需求来调节价格压力，其效果主要反映在核心通胀里。当出现了非核心通胀上涨时，央行加息并不能缓解通胀压力，反而有可能对核心通胀部分造成不必要的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央行也可以考虑盯住核心CPI通胀，将其作为利率政策的决策依据，并公开向大众宣布，以此引导市场预期。也就是说，将来央行加不加息，不是取决于整体的CPI通胀，而是取决于核心CPI通胀。如果我们央行的利率政策今后以核心通胀作为决策依据，利率政策的决策就会有一个客观的依据，这样可以减少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也可以减少利率政策的两难性。同时，市场主体对加息减息的预期会相对稳定和统一，这会帮助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作出理性的投资、消费和借贷决策，避免经济行为出现不必要的混乱和波动。
抑制通货膨胀显然是当前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巴曙松曾经表示，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加强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工具的效用可能优于调整利率等价格工具。特别是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贸易货币的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大幅加息很可能吸引热钱流入中国。
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不是较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在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情况下，输入型通胀在所难免，通胀预期也不会因为加息而改变。因此，利率政策的选择需要格外慎重，更多地应体现出对通胀预期的引导，而不能简单地追求真实利率正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