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次访问美国，在两国经济关系史上的战略意义，可能一点也不比政治领域的意义逊色。
　　1979年1月28日，当邓小平副总理历史性地站在白宫大草坪上时，中美两个政治大国的空前携手并不能掩盖在经济领域的巨大差距。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经济规模大约只有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棋局中的战略价值更多体现在政治领域。今天的世界，尽管仍有阿富汗问题，但解决该问题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可以说，在前苏联解体后的20年里，由于失去了主要竞争对手，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失去了不少进取精神。当然，在过去这20年间，美国曾主导了新经济革命，也有过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黄金八年。但当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被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格林斯潘引领到依靠房地产和金融创新缔造的虚拟繁荣来维持。结果，本应是经济增长最扎实根基的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增长结构中被日趋边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制造业对美国GDP的贡献度约为30%，但到了克林顿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时的2000年，降到了14%，而到了小布什任期末年的2008年，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只剩下11%的贡献度；与此同时，金融和房地产两大服务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一度高达34%。在房地产狂飙高歌的年代，其对美国GDP的贡献度竟然比整个制造业的贡献度还高出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当美国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寂寞高手失去了在技术领域的创新动力之后，华尔街金融寡头无休止的贪婪本性便越发暴露出来。于是，美国经济也被所谓的金融创新所俘获。高达600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与美国一年大约15万亿美元的GDP以及全球一年大约60万亿美元GDP之间的严重倒挂，不仅引爆了本轮金融危机，进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达尔文主义”式的洗劫，而且也结束了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将近20年的中速增长周期。
　　时至今日，世人不禁要问：身背巨额的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长期以来寅吃卯粮消费偏好导致的低储蓄率、日益增长的高负债的美国，凭什么来填补超过12万亿美元的国债，10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和10万亿美元房屋抵押债务以及差不多40万亿美元的潜在医疗负债和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缺口？伯南克启动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究竟还有多大的边际效应？一旦白宫用来复苏经济的策略组合悉数失效，美国下一步还会祭出何种经济政策来？
　　在上述历史与现实背景下，胡锦涛主席的此次访美，让包括美国政经领袖在内的各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长期以来深耕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所拥有的经济规模、3万亿美元的进出口额等要素所组成的新兴全球性力量，更折射出中国是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承担稳定器重任的负责任大国，在困扰中美两国关系以及世界经济再平衡与可持续复苏等重大关键问题上，愿意采取与美国的合作态度。自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大国之间更多时候的非合作博弈，不仅使得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变得不确定，更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失衡之势。欧陆国家根本不会想到，其花了将近30年打造的欧元体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而环顾世界，除了中国基于国家利益和全球责任而对欧元稳定展现出越来越大的支持以外，西方主要大国竟然抱着一种微妙心态在隔岸观火。
　　资本主义世界的另两大支柱——欧洲和日本经济的低迷，以及由此释放的国际经济空间，既赋予了中国日益增加的责任担当，也促使中国在思考：“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零和博弈’”，究竟是白宫的外交辞令还是真实世界大国关系的应然存在？也许，经济增长波段的差异性，可能在十年后使得两国经济在规模和全球分工层面更趋接近和互补。某种程度上，中美经济的竞合状态或将左右未来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国家利益竞争的战略博弈，由此将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常态。但在求解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可持续增长等关键问题上，中美又必须展现出应然的合作与全球责任。
　　因此，胡锦涛主席的此次访美，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构筑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合框架。两国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的博弈，既然是彼此心知肚明的战略性安排与策略性应对；那么，围绕这些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博弈所引致的外部效应理应日趋减弱。但是，中国必须也应该明白：人民币看起来难以阻止的国际化步伐以及在中美双边经济摩擦中的角色，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全球未来顶层分工中的实质性地位。日元和欧元的前车之鉴，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牢记的。经过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尽管美国的国力有所削弱，但美国的不少竞争对手的衰落速度却更快。曾经有所动摇的美元体系，因为欧元的跌宕起伏和空前脆弱似乎变得更加稳固了。换句话说，美国战后60多年来构筑的机制化霸权，并不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而轻易崩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切不可忽视美国的逆境调整能力，更不应该轻视既有金融秩序的惯性力量。
　　中美经济的战略博弈与全球合作，还须以时间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