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免368万余元高速公路通行费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建锋的弟弟时军锋自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合同，两名自称武警某支队官兵的男子与其弟时军锋签署的合作协议规定，车辆挂该支队牌照需支付给两人120万元，另给下汤收费站两名站长每月5000元。两站长受访否认收钱，而武警某支队相关人士未对此事予以证实。
　　民众质疑“最牛逃费案”，开始不过是想问“偷逃过路费构成诈骗罪吗”、“偷逃巨额过路费能判处无期徒刑吗”，不料，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这一事件显然已经完全超出民众的想象。目前，先前口口声声称审判公正的平顶山市中院已经启动再审程序，但是，所谓的再审，仅仅只能作为一个起点，而不是事件了结的终点，而平顶山市中院也远远不是解开这一“罗生门”的合适的主体。
　　显然，此案的再审，如果仅仅是查出时建锋是冒名顶包，进而改判时军锋有罪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判决还应当特别查清，在这起“最牛逃费案”中，是否存在武警出卖车牌给时军锋以及收费站有无“内鬼”等问题，并根据查清的事实，要对相关人士处以相应的处罚。除了再审之外，平顶山市中院还须做的事情包括，这起冒名顶包事件，是怎样逃过法官的“法眼”，错案是如何酿成的，相关人员有无责任，主审法官是否有审判长资格，法官有无和外面的人勾结，进行“捞人”等问题。而平顶山市有关方面，也应当对公检两家办案人员展开调查，查清顶包事件为何发生和相关人员存在什么责任的问题。
　　更多的事情是平顶山市中院所无法解决的。譬如偷逃过路费的司法解释是否要撤销的问题，应当提交到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层面上考虑，全面审查这一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关于收费站如何收费才合理，必须由政府高层进行立法听证，改变不合理的收费;而军警人员出租车牌给社会人员以及假冒军牌的问题，则应当由部队下大力气加以解决;至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或真或假的与法官勾结“捞人”事件，有关方面也该好好整治一番，提高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