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构建起来的。
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被当作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出口创汇很快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以往的成功经验也证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
在国内需求和境外经验的启迪下，我国经济在很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过渡。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及其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丰富但资金稀缺，因此大力发展出口型经济，有利于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能够通过引进外资、赚取外汇以弥补国内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战略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为中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扩大了57倍。其中出口扩大44倍，年均增长达到16.4%，远远超出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到2010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现出口总值11346.4亿美元，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52.8%。
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出口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0.8%提高到目前的10%左右，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10%。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我国跃升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不仅如此，出口行业还是我国的纳税大户，解决了上千万人口的就业问题。
然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总体而言，资金短缺的现象已经基本不存在。相反，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和鼓励出口政策的刺激性，国内资金流动性泛滥和外汇储备规模过大同时出现。数据显示，过去十余年来，中国广义货币M2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远超同期的GDP增速。在2009年、2010年两年，为应付金融危机而大幅飙升的信贷投放，更将M2投放推高到27%以上水平。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2010年9月末，M2余额已经达到了69.6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季度GDP达26.9万亿元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8万亿元。与此同时，多年的外贸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在2009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目前正在向3万亿美元迈进。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货币超发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问题。
其次，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劳动力条件也有了较大变化。在人口自然规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正在从劳动力剩余向劳动力短缺状态转变。预计，到2015年，我国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只有730万左右，将不足以补偿城市近700万的需要量。而持续多年各地不断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预示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
既然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资本和劳动条件都发生了逆转，那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战略就必须取代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也是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得太晚太慢。
其中的缘由，既有现行体制“路径依赖”的惯性，也有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思路的滞后所致。对地方政府来讲，大搞出口创汇经济、获得更多的外汇资金构成了“GDP”崇拜的重要一环，似乎外汇挣得越多、政绩就越大，而全然不顾出口效率和效益如何。
由于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未能得到顺利转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弊端。这集中体现在：一是对国内资源破坏严重。为了创造更多的外汇，许多地方和企业乱砍滥挖，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二是压制了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始终不能得到提高的情况下，许多出口企业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和福利的做法以维持微薄的利润；三是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四是以国外消费代替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但加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
不仅如此，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还导致了中国补贴发达国家的怪现象。目前中国的人均GDP约为4000美元左右，勉强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从过去想方设法借外债过日到现在输出外债，固然是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重大改变，但也是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带来的无奈选择。值得警惕的是，随着美元贬值趋势的形成，大量的外汇也面临着缩水的风险。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创汇”思想指导下，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在境外甚至要低于国内同样产品的价格，形成了内外销商品价格的“倒挂”。比如，刚刚调价后中国国内500毫升装的53度茅台就比在美国纽约华人聚居区出售的价格有很大落差。另外，像中国大量出口的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境内外价格也有很大落差。
其结果，中国以庞大而又廉价的商品维持了美国高收入低通胀的格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长期保持在3%以下。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企业利润微薄和劳动者收入过低，在中国就形成了低工资高物价的局面。而过量的外汇占款所引发的输入型通胀，加剧了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需要提醒的是，内外销商品价格倒挂的实质，其实就是用中国的低工资低利润去补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当然，导致中国国内商品价格比出口商品价格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国内企业的税费负担普遍比较高，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实际水平并不高。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按照全口径计算的结果却表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7年至2009年分别达到了31.5%、30.9%和32.2%。其中，2009年虽然税收收入只有6.3万亿元，但政府收入已超过了10万亿元，这就意味着政府的非税收入几乎和税收一样多。
另外，流通费用高也是推高国内物价的重要因素。根据有关机构调查，1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元到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要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
为了配合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出口退税政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仅仅在2010年前三季度，全国就已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5298亿元。
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在推动出口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国外动辄以反补贴为由对中国进行的贸易制裁。而出口骗税案件的频繁发生，不仅削弱了该政策的出口激励效应，还使得国家财政被无端吞噬。据估计，每年出口骗税的涉案金额都高达数百亿元。
由此可见，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继续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加快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综合平衡型发展战略转变，抛弃片面强调出口创汇、维持贸易顺差的做法，重视进出口基本平衡，重视通过对外贸易提高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一，地方政府要转变发展观念。不能为了扩大出口创汇规模而不惜以损害环境和压低工人工资为代价，更不能将创汇多少作为一项政绩来宣扬，而应将对外贸易的综合效益作为首位的评价标准。只有将发展思路从简单的出口创汇桎梏中解脱出来，才能树立新的更为全面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建立有利于出口和进口的双向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出口退税是用中国的财政补贴国外的消费者，退税额越大，财政补贴的额度就越大，财政负担就越重，相应的本国利益的损失也越多。
近些年来，为配合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出口退税制度的改革奉行了“有保有压”的做法。这种做法虽然短时间对某些重点扶持行业有效，但程序复杂，税率繁复。未来的改革方向可以考虑采取出口全退税的方法，将出口退税政策从偏向性转为中立性，对出口商品通过国内税的调整而非出口退税调整来加以调节。事实上，目前全球有60多个主要贸易国家和经济体都采取了出口全退税这一政策。
第三，在全面衡量利弊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是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主要包括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及减少贸易摩擦等，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包括有可能恶化出口企业的生产环境、导致失业增加、加剧热钱流入和资产泡沫膨胀等。
实际上，判断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应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困难和矛盾是什么，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不难得出结论，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益处是基本相一致的。
所以总体而言，升值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事实上，自2005年实行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就一直处在升值的过程中。而升值的结果也看得很清楚，并没有发生上述各种担忧出现的结果，反而是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稳定快速的增长。
总的来看，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只有加快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综合平衡型发展战略的转变，才能尽快实现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过渡，也才能实现中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