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正是在对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危机可能成为新格局的转折点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觉得很可能会成为走向世界经济新格局的一个转折点。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观察：
　　第一个层面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产出的增量贡献中，一直超过发达经济体。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的长期低迷和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更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这个此盈彼缩的历史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将逐渐发挥引领全球发展的作用，并持续冲击完全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全球化模式。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预示着世界经济的转折，发生在金融领域。资本主义式的全球经济危机总有金融危机相伴随，而历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少不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危机。因此，危机的恢复便意味着全球性债务重组，而每一次重组，均使得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一次就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着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发达经济体。他们被自己呼唤出的恶魔缠身，非有新兴经济体的援手不能解脱，于是就有了G20之类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的产生。我们有理由来推断，这次危机发生在发达经济体，如果要对发达经济体进行重组，那么它的结果是可以有利于我的。
　　但是，也应当非常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居于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我觉得我们应当冷静地分析分析，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中国的角色非常特殊而且多重。一方面，中国是现行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的受益者，例如，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放松、美元地位的稳定等等，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诉求在不断增加，我们又是最迫切希望对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行改革的国家。进一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事实上正是在对上述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旧的世界经济格局高度依赖的条件下实现的；而这种依赖，已经充分显示出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性。
　　因此，说要改变国际经济格局，自然它的一个其中应有之义，就是要改革我们自己的格局，改变我们对旧的秩序依赖的状态。这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规划建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都有非常深刻的阐述，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对此也都有阐述。

发展方式转型是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意义上，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关键。
　　当下，中国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主要指的是，存在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得以在较长时期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第一，在国内，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施，使我国有了长达32年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出口、高国际储备、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同时并存且基本内洽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如今，支撑这种增长格局延续的基本因素依然存在。第二，在国际上，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至少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中，还看不到会发生针对我国或者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动荡。第三，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早已明确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基本方向。虽然此轮全球化依然由发达经济体发动并由其主导，中国仍从中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并逐步提高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四个方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理论界有很多关于转型的探讨，在我们看来，有四个方面至关重要。
　　一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更深的意义上，任何一次全球性大危机都与科技发展的周期有关。因此，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这样看来，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应当特别关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把发展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转型的第一要务”。“必须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规划纲要，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人才资源优势”；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转型第二个重要的要点，就是大力地发展服务业。
　　应当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突出地表现在服务业的经济发展上。发达经济体生产服务产品，我们的贸易结构里，总体来说，我们是顺差，但是要看一看结构，我们的服务业贸易不是顺差，这就是旧的经济格局造成的。所以要打破这个格局，我们必须发展服务业。如今发达经济体能够居于全球生产的高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得以延续，都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非常地发展，所以加快发展服务业构成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又一重要内容。
　　发展服务业，我觉得有四个要点要必须强调。一个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拔苗助长。第二要重点放在现代服务业上，要放在金融保险，现代物流，工程咨询，会计律师这些地方。第三个要点，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金融业更为重要。第四个方面，要对现行的准入制度，收受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进行改革，使得金融业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我们说发展服务业方面，金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从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金融业中，有一个侧面可能更应当强调，这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它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只有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才能最终打破世界经济的旧格局。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人民币清算、海外发行人民币定值债券、QFII投资安排、与若干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跨境双边货币互换、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离岸市场、贸易对手国本币双边贸易结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中国用人民币购买其债券和使用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国债等。
　　下一步，我们应当进一步地明确该做些什么事呢？如果就市场的建设而言，就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一般要求而言，我们强调如下七个要点：一就是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占比要提高。二是国际外汇市场的活跃程度应当提高。三是要提高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四是要增加作为国际投资媒介的作用。五是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人民币债权要增加。六是在国际援助中，应当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七是整个外汇风险管理中，应当更多的有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说起来是对外的一个国际事务，但是事实上它的深厚基础在国内。我们觉得利率的市场化，发展有深度、有弹性的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内债券市场，以及汇率制度的弹性化，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可兑换等等都是。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并举。
　　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农业的现代化。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城镇化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恶化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极易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三化并举的关键，在于真正做到全面、深入地城乡统筹。要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一体化。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G20的机制化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国际监管制度的制定及监管合作，积极谨慎地处理“参考性指南”问题。旧的秩序是依托旧的各种各样的国际治理机制和机构，依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托世界银行等等，但危机显示出这些机构不能够有效地解决危机，不能够有效地发挥保证新兴经济体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有了G20，我们觉得应当推进它的机制化，同时我们也要推进G20与现有国际组织的协调。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涉及了很多内容，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国际货币体系轻易改不了，所以对于各种各样的修补性的活动我们都必须参与。我们必须看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区域金融货币的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处理这样一些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问题。当然我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我们还要稳步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记者 刘振冬 根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