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政府采购腐败的丑闻似有井喷之势，媒体已接连曝光好几起。先是辽宁抚顺财政局采购苹果公司最前沿的娱乐产品iPod Touch 4当U盘，网友感慨说“iTouch 4市价大约2300元，他们买了7个当U盘使。好贵的U盘”，市场上最贵的U盘不过才1099元！然后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高配置笔记本电脑，再就是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政府采购把纳税人的钱当纸，舆论惊呼“阳光采购”变成了“阳光腐败”。
　　看到这一系列采购腐败，不由想起正在筹办南方科大的朱清时院士的遭遇，在他的遭遇中，“阳光采购”则完全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成为改革者做事的障碍，僵化的行政程序让改革者寸步难行。
　　朱清时是在媒体报道“南方科大陷入准生困境”后，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艰难体验来形容改革之难和行政化之害的。他说：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修楼，这么简单的事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政府解释说，按规定“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订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于是，一个教室漏水的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动工修缮。朱清时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这个“程序”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阳光采购程序”。
　　只有在比较中才更凸显出“阳光采购”的荒诞和荒唐，一边是对政府内部人毫不设防，根本起不到财政约束的作用，部门和官员让人瞠目结舌的乱花钱毫无障碍，再荒诞的采购都能一路绿灯地轻松获得审批；一边是对政府外部人如防大“盗”，教育改革者想做点儿事却寸步难行，教学楼修个漏洞、买台办公电脑、申请点经费比登天还难，僵化繁琐的行政程序和“脸色难看”的官僚成为难以逾越的阻碍。这种鲜明的对比虽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却都是发生在“阳光采购”的制度语境下。
　　朱清时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许多地方的改革者和需要政府拨款的校长们都遇到过的问题，审批之难难于上青天，盖个章一般都得跑几个月。“采购天价U盘”更不是个案，从近段时间频频曝光的采购腐败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比正暴露出“阳光采购”最大的制度性失败：防不住最该防的人，却成功地防住了最不该防的人。成功地限制住了像朱清时这样的改革者，而让“天价U盘”、“天价电脑”、“天价按摩椅”毫无障碍。
　　阳光采购“最该防的”是哪些人呢？正是掌握着权力资源、最有可能滥用权力去自肥的政府内部人士，他们习惯了财政供养和享受各种福利，习惯了乱花纳税人的钱肥一已之私，也习惯了以各种名义沾公家的便宜。花别人的钱办事，他们有着天然的利益驱动将此置换为“为自己办事”，“内部人”的身份优势也使他们有这样的便利，所以他们“最该防”，设计制度时应将他们假设为“一个个对财政虎视眈眈的魔鬼”，像对“贼”一样防着他们。“最不该防”的是那些手中无权的人，没有可用来寻租的权力，他们根本没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比如像朱清时这样一个筹办中的民校、受到董事会约束、由董事会选出来的校长，他办公室添置一台电脑，能发生多大的采购腐败呢？
　　其实，“阳光采购”的制度初衷正是为了防“最该防”的政府官员。正是政府部门一系列黑箱中的采购腐败催生了这个制度，可在现实执行中，却像许多其他制度一样最终异化为“防民不防官”。为何会有这种异化？关键在于这样的制度始终摆脱不了那个监督的悖论，负责监管和审批采购的人，他们往往能从采购腐败中获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给自己审批，自己给自己发一台天价U盘，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样的采购？所以，“阳光采购”对内部人完全不设防。可内外有别，一旦面对的是像朱清时这样的外部人时，这套制度就以百倍的严厉开始生效了，因为朱清时所做的虽然有利于公益，却无利于官员私益，制度就会成为他们逞弄权威的工具。
　　“僵化”对于制度其实不是贬义词，很多时候他是“原则”的表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刚性标准对谁都一样，谁都要走同样的严格程序——如果原则是平等的，则“僵化”是制度的一种美德，那朱清时没什么可抱怨的。可现实是，官民有别，防民不防官，内部人怎么乱花钱都可以，外人花一分钱都要跑断腿。面对一路绿灯的“天价U盘”，困于僵化程序的朱清时情何以堪？
　　什么是坏制度？挡住改革者朱清时却挡不住天价U盘的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