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月10日刊发报道《房价上涨他们为何淡定》，以工作和生活在京沪穗的三个外地人“熬”、“创”出了房子及“租”出了快乐的案例，认为他（她）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不啃老、靠自己、靠奋斗”，由此呼吁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太急于买房，建立健康的住房消费理念，不妨“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缓解当前购房压力年轻化、购房需求提前释放的惯性。
　　首先来说报道中提到的那对在广州租房，租出了“快乐”的80后小夫妻。同为80后、同住广州城，笔者尊重他俩选择的生活方式。支撑那种生活方式的，来源于小夫妻两三万的月收入，他俩租住的天河城区域的75平两室一厅，市场租价在3000-4000元，月收入当然负担得起。但值得探究的在于，天河城区域是广州市中心，相比半小时通勤车程的近郊，大抵会给他俩至少增加两成左右的生活成本；报道介绍的小夫妻一年多次到广东省内外知名景区、城市旅游，再加上这方面开销，极有可能反映出一种“月光族”式的生活方式，哪里还会有钱储蓄、投资呢？难道说，这也叫做“健康”的住房消费理念？
　　应该说，报道提到的这对到广州发展的80后小夫妻，有非常不错的事业起点。其同龄人中，与他俩收入、事业发展情况相近的许多人，选择到广州近郊乃至远郊买房、租房（租金只相当于天河城区域的三分之一），除了存钱、积累资金创业或投资等考虑，通常还会有生育下一代、借买房取得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位的预期安排。与这些考虑、安排的重要性相比，每日艰辛的公交（地铁）、自驾车通勤旅程作为代价而言，也就算不了什么。反之，如果租房租出了快乐的小夫妻，未来也有生子及学位的打算，那么今天的快乐和潇洒就必然会铸成日后的煎熬。这还不必说，小夫妻的“快乐”，是建立在事业收入稳定的预期之上的，他俩只看到房价有风险，却没注意到职场有风险。
　　广州在内的国内一、二线城市，还有许多事业起点和收入水平远远逊色的年轻白领、蓝领，许多人也有买房的愿望。这是否可以一概定义为“不健康”的住房消费理念呢？很多人刚到广州的一两年内，工资收入水平并不高（1月9日，广州团校发布报告称，广州青年平均月收入3163.45元）；学校、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导致频频主动或被动换工作；广州中心城区多分布商贸企业，且写字楼区域相对集中；广州中心城区内，他们可以承担、满足相对舒适生活的月租1500元内的房源极少，没有公共租赁住房，多是中高档小区（每套租金2500元以上）或城中村握手楼（每套租金500-1000元）——这几点因素累加起来，就决定了大多数白领、新毕业生只能租住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否则就找不到工作），忍受较差的生活质量。等到他（她）们事业有了起色、省吃俭用有了积蓄，你认为他（她）们会像那对小夫妻那样去租住中高档小区住房（把工资和积蓄花得干干净净），还是咬牙去近郊、远郊买一套相对便宜的房子？对于他（她）们来说，租房比买房可能真的更符合经济理性，但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路途遥远，快到了佛山或东莞），似乎更符合人生理性。
　　根据广州本地媒体报道，这两年内，随着房价不断上涨，城区商品房的房租价格上涨幅度十分夸张，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原先租房生活的很多中青年筹钱买房。房价涨，房租也涨，谁真能始终淡定？
　　至于报道中提到的外地人在上海“攒”房、在北京通过创业挣钱“创”房的故事，不仅与租房租出“快乐”的案例，存在“快乐”、“幸福”逻辑上的矛盾，而且客观而言，只能反映一部分人在京沪房价在几年前相对低位时，无意识实现的正确投资，本质上不能说明“量力而行”的道理。
　　《人民日报》报道随附的短评中说，“人生比的是成长速度，而非起点高度”。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先租后买”却因政府公共租赁住房供给缺失、城区商品房租住价格过高、毕业生新参加工作薪酬水平较低等因素，只能变异为“城中村租房”一步跨越到买房的无奈选择，酿成一个个被房贷压力、交通拥堵压力、失业压力叠加压迫的“复合奴”。而像报道中提及的租房租出快乐那样的生活方式，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所无法承担的“成长速度”、舒适享受，甚至方式本身也值得商榷——把钱都花在房租和旅行支出上，就叫做有了“成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