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又现新特征，即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券价格相继下挫，而收益率高企。与“PIIGS”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国名首字母恰可组合成英文单词“PIIGS”，意为“群猪”)情况类似，因当前市场融资成本不断飙升，亟待摆脱危机困扰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继续注资救市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欧美国债价格下跌的原因各异。就美国而言，全球充裕的流动性在危机还未消停的阶段共同创造了其国债市场的泡沫。在国际金融危机隐患逐渐淡化之时，曾处于惊慌状态的国际资本开始回过神来，重现压抑已久的追求高收益“本性”。它们一窝蜂地离开“低收益”的美债市场，导致美国国债价格大幅跳水，造成美债融资成本上升。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给予市场足够高的收益，才能“挽留”追求高收益的国际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应该放弃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才能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然而，美国政府并未对当前美国债券市场震荡产生足够担忧，而是坚信新一轮“量化宽松”和延长减税措施政策“组合拳”，能够帮助美国经济尽快摆脱目前的“通缩”状态。可由此引起的财政赤字扩大和美元资产缩水，却已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流出。
德国国债价格下跌的原因，与具有货币主导权的美国不同，主要还是市场预期德国政府用于“救助”的融资规模将随欧债的恶化而加大，当然，也不能排除市场互相“传染”的影响。于是，控制购买德国政府债券的数量、谋求今后较高收益回报的市场资金占了主导地位。南欧几个国家的债务问题已严重损害欧元的货币价值，而德法作为欧元区的受益者，不会轻易将这些“问题国家”赶出欧元区。道理很简单，正是这些相对的弱国存在，德法才规避了欧元随着自己国家基本面强劲（如贸易顺差增加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而升值的风险，使得自己能够在“平均”汇率水平下确保出口竞争优势（相对它们的基本面而言欧元被低估了）。一旦“退出机制”导入，市场会变得更加恐慌，而德法的竞争优势也会随之丧失，整个欧元区就会出现更为致命的“生存”危机。
英、日两国政府债券价格下跌的理由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因为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的失衡问题。对英国来说，主要是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日本而言，则是因为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和间接融资的服务能力。在金融危机“大病初愈”的脆弱环境中，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调整这类结构失衡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政府救市的代价不仅仅停留在创造“有效需求”环节上，更为严峻的挑战是政府耗费大量财力来刺激市场活力的产业政策能否得到落实。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现已债务累累，当“结构调整”无法拥有“立竿见影”效果之时，政府融资的能力就会随着市场担心程度的加剧而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