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底以来，安徽省宿松县一些个体经营户被要求到公安局孚玉镇派出所交500元钱的“赞助费”。如果不愿交，警察便会说：“你自己看着办，反正就是一种长远的感情投资”。而且，派出所在收钱后也不给发票。（1月11日中国之声）
　　其实，2008年11月，陕西神木大柳塔公安分局也曾在“花钱买平安”的名义下，向当地70余名煤老板收取　“赞助费”300余万元。
　　地方公权力部门向公民摊派“赞助费”，是在利用国家公器寻租，这钱与其叫“赞助费”，毋宁叫“保护费”，这哪里是“长期感情投资”，分明是毒化警民关系。从根本上说，这也扭曲了公权源于公众、服务于公众的法治本义，使之异化为公权私相授受的关系。
　　在媒体介入后，一则，派出所所长表示：赞助费很可能是下属保安公司收取的“保安服务费”，并非是正式民警收费。原来，这又是“临时工”惹的祸。二则，宿松县公安局已表示：费用全部退回，责成县保安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超范围收费”上门做出解释，并严肃处理责任人。
　　这个解决方案看似圆满，却回避了问题的关键，甚至给了“赞助费”合法的生存空间———改名“保安服务费”，只需要处理“超范围收费”。当地警方表示：因为警力不足，所以才成立了保安公司，所以才要收钱。这个理由与大柳塔公安分局收“赞助费”的理由如出一辙。
　　但是，《人民警察法》规定：国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经费。人民警察的经费，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如果觉得经费和警力不足，应向财政要求，而不是把主意直接动到纳税人头上。纳税人之前已然纳税，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再向他们收费，无论叫什么名称，都是重复征税，都是非法的。
　　在摊派“赞助费”的新闻里，公众始终弄不明白：是执法真差钱，还是自己想要钱？问题的本质在于纳税人的权利缺位：既无力向没有法律依据的摊派说“不”，对关涉切身利益的公共投入也缺少发言权。所以，在纳税人“权利无知”的大幕后，有些公权部门尽可以一边大声哭穷，一边巧立名目，征收法外之费。
　　宿松每位个体经营户被迫交的500元“感情投资”也罢，神木向70余名煤老板收取的300余万元的“平安费”也好，背后都是公民权利缺失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