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员日前透露，中国金融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突破性发展。表现为：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信心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不断增强，经受住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是以资产规模来衡量，中国金融业如今在体量上已迈上了100万亿元这个具有指标意义的台阶。可以说，五、六年前还是国际金融巨头嘲笑对象的中国金融业，如今的发展势头已令欧美同行感到有点呼吸急促了。
　　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和中国经济规模的稳步提升，正逐渐改写并将继续改写国际金融和经济版图。从大国经济崛起的路径来看，中国在实现了工业和制造大国这个目标之后，向产业和金融强国迈进，是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升级和提高国际经济分工获益程度的内生性要求。因此，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提升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乃至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是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都会表达的正常诉求。
　　不过，至少在短期内，现有的国际产业和金融分工光谱并不利于中国扩充行为和权力边界。回顾过去五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分工地位的变迁态势，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在不损害自身实际利益和话语权的情况下，将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小部分投票权让渡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但作为西方国家特别看重的“私属领地”，金融和军事一样，都是他们不可失去的最后优势。所以，面对中国金融和军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本已绷紧的戒备神经变得格外紧张。当然，美国也知道，中国求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是难以阻止的趋势，于是一方面力压老牌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将一部分话语权切割给中国；另一方面拼命运用既有优势地位力保自身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事实上的否决权不受影响。
　　可以说，国际货币储备国地位和美国主导下的机制化霸权惯性，是美国压制国际金融改革并遏制中国金融提升国际空间的两大“王牌”。而呆在“富人俱乐部”许久并享受到诸多好处的其他发达国家，同样不愿看到中国金融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正因为有上述约束条件，迄今为止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仍不过是对现有体系的小修小改而已。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热望的重新界定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或曰重新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概念上的图景。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亦很难建立。例如，亚洲的主要货币尽管已很少钉住美元，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交易，不论是贸易结算货币、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货币还是主要储备货币，仍主要以美元支付，这既反映了大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还不能充分自由兑换的缺陷，也反映出亚洲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的贸易和交易，其开票和结算都偏好美元，而非亚洲自己的货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大国的区内资本交易中内部资金循环水平依然很低，使得外汇储备的相当部分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国债。因此，尽管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稳步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尽管中国银行业也在加快国际化的步伐，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和美元体系的依赖。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国家一方面希望摆脱美元体系的控制，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成为美元体系的“坚定维护者”。
　　至于困扰中国金融崛起的人民币汇率博弈，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在既有金融与产业分工格局下，中国依然处于的弱势分工地位。多年来，美联储作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不仅通过发行美元每年至少获得250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更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调整美元利率甚至直接开动美元印钞机来向别国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乃至转嫁国内经济与金融危机。反观中国，既没有反映中国经济实力成长的世界级货币，又缺乏可以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力量工具。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既不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扫货，又难以并购优质的美国企业。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收获的只是不到4%的年利息。还要背负全球经济失衡责任者的恶名。
　　中国尤其欠缺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例如，中国以四大国有控股银行为代表的银行体系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背景下赢得暂时的稳定并增强经营实力的，尚在发育中的证券市场更是很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投由于投资经验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内尚难成为令国际同行敬畏的顶级投资机构；国内投行的代表中金公司，尽管在国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与高盛等国际顶尖投行相比，无论是在承销能力、高端人才、机制设计和创意乃至全球话语权等方面都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
　　因此，掌管总资产逾百万亿元的中国金融业领袖们，下一步需要思考和落实行动的是：如何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画出契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如何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如何在巩固传统影响力的基础上，力求在金融创意、机制设计乃至话语权掌控等领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