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节能减排的他山之石，在国内可以说连篇累牍，就是近邻日本的经验也不乏报道，在９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日绿色经济·资源循环政策研讨会上，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环境技术局大臣官房审议官有马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环境本部长，包括一些日本企业如日立株式会社的介绍，记者以为对中国大有裨益。
　　有马纯认为，对于二氧化碳排放不断上升的严峻现实，必须推进创新型技术开发以及各国政府支持，这两者缺一不可。他表示，根据２０１０年６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到２０３０年，日本能源自主比率由目前的３８％提高到７０％；零排放电源比率从３４％提高到７０％左右；二氧化碳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３０％甚至更多。
　　相比中国国内政策，虽然我们也在倡导技术革新对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但是在政府支持上的做法却有南辕北辙的差异。日本更提倡运用经济杠杆来推动，比如基于采用税收政策应对全球变暖，进一步控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２０１１年将要推行的“全球变暖税”，其实就是碳税。而我们更多强调行政手段，以致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将节能减排等同于拉闸限电的荒唐举动。虽然两国国情体制迥异，但对我们还是提出了警示。中国酝酿多年的环境税，虽然承诺在“十二五”期间开征，但是对于碳税的征收仍无具体时间表。
　　根据日方介绍，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普及，日本原则上把所有投入实际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全部收购，收购价格为１５—２０日元／千瓦时，以１５—２０年为统一收购期；而为了降低太阳能发电成本，初期提高收购价格，然后分阶段降低收购价，把全量收购期限定为１０年。虽然，中国一直有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技术稳定性、电网建设滞后、不同利益主体的揪扯等原因，全社会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依然是曲高和寡。
　　为了减少碳排放，日本政府还将大幅推动核能利用，根据日本２０１０年６月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新增１４台核电发电机组，将核电发电量占比由２００７年２６％提高到２０３０年的５０％左右。
　　除了政府的作用，日本的行业协会在推行节能减排中所起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了应对全球变暖，开展了环境自主行动计划概要，有３４个行业参与，覆盖了工业和能源转换部门的８３％。日本经团联环境自主行动计划在工业界的应对措施中处于核心地位。日本认为，自主采取措施有很多优点，如可以发挥自身创造性选择更好的对策、可以诱发向更高目标努力的动力、政府和实际操作层面都能节省手续成本等。“通过自主行动计划这些优点有望进一步得到发挥”。
　　而客观地讲，国内行业协会虽然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则乏善可陈。
　　再看看企业态度。应该看到，亚洲公司在企业公民方面的认识和践行与欧美有差距，就亚洲内部而言，中国显然也与日本有距离。日本企业，就拿本次论坛的协作单位日立株式会社来讲，它们发布了以２０１２年度为最终年度的《２０１２中期经营计划》，并宣布将“社会创新事业”即凭借ＩＴ技术实现高度先进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事业，定位为迈向下一个百年的核心事业。在这一战略中，日立集团将“环境”列为与“全球”和“融合”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经营三大关键词之一。
　　国内企业也在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也在大讲特讲节能减排，但其主动意愿不够。国企领导人是受制于节能减排的行政考核，民企则不愿承担高昂成本。
　　日本除了社会、企业承担了节能减排的任务与压力外，作为社会个体的家庭，同样有具体的减排目标，如日本的能源基本计划还规定，到２０３０年，家庭中二氧化碳的减排比２００７年减半。这种全社会动员，并辅以明确目标的计划使个体责任更明晰，当然减排效果就更突出。
　　相比较，就国内而言，对社会成员的节能减排任务多以说教终结，目标从来很模糊，成效就更奢谈。当节能减排在日本渗透到血液成为民族特质时，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无疑让人肃然起敬。而国内，即使一些大城市白领的生活细节，与低碳潮流还是格格不入。
　　凡此种种并非将国内在节能减排的巨大成就讲得一无是处，但与近邻的差距不能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