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以低工资报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上原材料价格的全线上涨，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快速升值压力，中国制造业已经举步维艰。
此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和利益格局调整的主战场，中国必须加快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中国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制造业企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但是高污染的背后折射的是全球分工失衡的影子。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有数据表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
债务缠身使得明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日子仍不好过，在这种情形下，欧美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很大。
对中国来讲，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一半煤炭等依靠化石能源，因而碳关税产生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对以高投入、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额出口退税补贴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因此碳关税的征收将对国内环境保护敏感性行业、能耗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低端制造企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低端制造和贸易结构必须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低碳型产业、服务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摆脱对碳基能源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