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判决”并非一定要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现。
　　因盗伐林木100余棵，广东惠州农民陈伟良和曾必强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然而，二审的判决“出人意料”：改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万元。更“出奇”的是，被告人还须义务造林10亩。(1月9日《京华时报》)
　　本应坐牢服刑的盗林犯，何以获得法律的“仁慈”？有专家解释称，“这种处理方式来自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不过，舆论对此则存争议。
　　“种树判决”，早已有之。2002年，古蔺县70岁老农黎伯伦不慎失火烧毁了457．7亩林地。后古蔺县检察院在全国首次创造性地启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该县法院后以失火罪判处黎伯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判处其补种林木，恢复457．7亩林地。同一年，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判处滥伐林木的被告人王双英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要求王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
　　若单从“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来看“种树判决”，我想反对者可能极少。问题在于，这一“司法创新”合法吗？
　　中国是个成文法国家，在刑事审判中，不但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也坚守“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亦即，不允许法官超越刑法规定去私设处罚。在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处以“种树”的惩罚，欠缺法律依据。
　　当然，笔者不反对司法的人性化，但有必要提醒一下，“恢复性司法”的贯彻应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种树判决”并非一定要违背“罪刑法定”原则。8年前古蔺县法院的那宗“种树判决”，虽然没有高举“恢复性司法”之旗，但也在判决上实现了刑法的谦抑。
　　如前所述，古蔺县法院的“种树判决”并非刑事裁判的内容，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而对比最近惠州的个案，我们看不出这宗盗伐林木案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存在。若非报道的疏漏，那么，在一宗上诉的刑事案件中，以刑事裁决的方式将“种树”作为现行法之外的“刑罚”方式，就与“罪刑法定”发生了背离。
　　尽管人可能会将“种树”视为被告人获“缓刑”的条件，而非一种独立的“刑罚”，但这种“附条件”同样欠缺法律依据。定罪量刑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的评价，而非对被告人今后一定行为的评价。“种树”发生在判决之后，岂能作为“缓刑”的前提条件？且不说事后的监管是个现实的难题，就在法理依据上也无逻辑可循。
　　以“种树”行为而论，这接近于民事赔偿中“恢复原状”，理应在民事诉讼中得以体现。放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合法的司法管道不用，而非要在刑事裁判中寻求“创新”，这就有点为“创新”而“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