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大“车轮”。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的内在治理矛盾和开放风险与新科技革命“创造性毁灭”对现有世界治理结构的冲击交织，使近20年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和货币危机的高发时期。1990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信息技术产业泡沫破灭、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国际社会要走出这一发展困境，必须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这不仅是世界性的共识，而且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发展的客观趋势。
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缺失。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使世界日益成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地球村”。然而，这个“地球村”却没能形成有效的经济治理机制，尤其是在世界性重大问题上，如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有序的国际金融、货币、贸易秩序，改善生态环境并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维护全球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公众参与，全球反恐、反毒品及其他犯罪等，都缺少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多边国际组织都难以适应当前网络社会、开放世界、多元文化、跨境交流的发展需要。
国际金融、货币、贸易体系陷入严重无序。首先，国际金融体系缺少有效监管和对冲机制。美国华尔街取得了动员和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地位，却不受多边机制的制衡和监管，必然引发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其次，国际货币体系难以有效“约束”美元。1976年牙买加协议签定以来，美元成为浮动汇率制下的纸币信用“锚”。然而，当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1盎司黄金兑35美元贬值到兑1400美元左右时，当金融市场一体化释放出更大的美元波动风险时，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特别提款权功能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时，国际社会既无法建立“美元纪律”，也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再次，进一步推进世界多边贸易自由化举步维艰。这一轮多边贸易开放谈判（即多哈回合）被国际社会称为“发展回合”，人们期望通过本回合谈判，最终可以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开放全球贸易和投资，改善全球共同利益和经济福利，并造福于发展中国家和切实帮助全球穷人。然而，事实说明，要让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让渡自己的部分经济权利和利益非常困难。
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难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过度强调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和便利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这个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主题，从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和穷国消费力严重萎缩等突出问题。对于一些涉及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如发展援助、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转让、减少贫困等，特别是涉及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代价担当分配时，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各种方式推卸自己的责任，对外转嫁危机风险，不愿承担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调整代价，在积极推动自由化进程中基本上不考虑弱势经济体及弱势人群的利益和扶助问题。
这些情况表明，现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变革已经迫在眉睫。对于我国来说，这场变革既是重要机遇，也是严峻挑战，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妥善应对。
增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能力。首先是推动增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与发达经济体代表共同商讨国际重大事务。其次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进一步增加“金砖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改变长期以来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只能追随的旧格局。再次是建立能有效抵御和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全球金融稳定制度框架，规避“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坚持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大方向，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与发展权益。增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能力，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全球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制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建议方案及维护发展核心利益的策略框架；形成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建立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凯恩斯早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就建议重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重点是创造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组建一个新的国际中央银行。然而，凯恩斯的智慧最终不得不让位于狭隘的大国意志，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有致命的硬伤。长期困惑世人的一个问题是，后牙买加时代世界为何没有抛弃美元？是货币标准的锁定效应导致集体无选择，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取得了一般等价物、自动稳定器以及避风港等重要货币功能，包括离岸美元市场建立了货币风险的对冲机制？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无序和美元的无纪律约束等弊病已经直接危害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因此，要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能力，首先应积极推动有关改革的各种讨论和建议，如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建议；关于以黄金作为通胀、通缩、货币价值预期的全球参照点的建议；有关特别提款权改革的建议；有关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以及货币风险对冲机制多样化的建设等。其次应积极推动“亚元”、亚洲货币体系、亚洲货币与金融合作等各种方案的研究和讨论。再次应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其中，发挥好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是一篇大文章。通过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上海人民币在岸市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为人民币及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开辟道路。
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能力。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具有两种相反的发展倾向和趋势。一种是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继续扩大开放；另一种是大力推动所谓“公平贸易”、保护贸易、战略贸易。当前，贸易利己主义逐渐抬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就是明证。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更是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的能力，就是要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开放，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针对对华贸易摩擦案例显著上升的情况，应采取“先礼后兵、礼后有兵、针锋相对、化解冲突”的应对策略。要逐步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努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大国”。
增强我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和履行大国责任的能力。一方面，应更加主动地参与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和机构的各项职能活动，承担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尤其是推动形成世界经济逆周期调节的能力。如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尤其是重视扩大消费需求，通过增加进口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应大力实施“共享发展”的南南合作战略和国家计划。在努力扩大对新兴市场投资和贸易的同时，更重视增加当地的就业和税收；积极探索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低碳经济，形成低碳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实现合作型可持续发展；通过“走出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建各类境外开发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积极实践发展援助、商业开发与当地能力发展相结合的新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