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批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企业名单，以及上调后的央企“红利”征缴比例，昨日于财政部网站出炉。名单显示，包括教育部所属的高校校办企业等近700家企业进入到新名单。而在新调整的“红利”上缴比例里，大部分央企均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其中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等垄断型央企上缴比例从10%提高到15%。（2010年12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垄断型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从10%提高到15%，这是看得见的进步。近几年，央企上缴分红不足，是为坊间诟病的一大焦点话题。前不久，就连亚洲开发银行在其发布的《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中也认为，目前中国央企给国家分红不足，使得不断增长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
　　其实，央企上缴分红何止不足，曾经，它们不用上缴红利。众所周知，自1994年我国推行分税制度改革之后，国有企业长达13年不上缴利润。直到2007年，国家推出《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国企才结束“只缴税收、不缴红利”的历史。尽管如此，央企上缴红利之低，令人尴尬。《央企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国企上缴利润比例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资源性特征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10％；第二类为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上交比例为净利润的5％；第三类为国家政策性企业，暂缓3年上交或者免交。
　　很显然，央企利润惊人的现实语境中，无论10%还是5%的红利上缴比例，都不算高。日前，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透露，预计央企2010年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业绩与2009年央企7977.2亿元的利润相比，同比增长了25.3%。利润如此丰厚，多上缴红利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垄断型央企红利上缴比例，从10%提高到15%，这无疑令人欣慰，当然仅仅提高5%的比例，仍然与公众期待相差甚远。
　　笔者认为，一方面，固然要继续提高央企红利的上缴比例，另一方面，尤其需要理清的是，央企上缴的红利用于何处？之所以非要“斤斤计较”红利用于何处，是因为现实境况不容乐观。据财政部专家陈少强统计发现，两年半来，国企上缴的相关红利1861.4亿，其中68%用于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和重组改建，19%用于灾后重建，6%用于扶贫脱困，只有不到1%的部分和社会保障有关（见2010年9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无独有偶，此前也有报道指出，国企上缴的为数不多的红利，有很大一部分比例又回流于国企，比如，对石油巨头的巨额补贴、为东航的大规模注资皆来源于此。
　　这组数据令人悲从中来。一方面国企上缴的红利与其利润相比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相比也相形见绌——不少国家的国企，分红水平高的达到盈利的80%-90%，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另一方面上缴的红利，又通过另一种方式回到自己身上，这种左兜装右兜的做法有何意义？
　　国企者，国家的企业也，全体国民都是其出资人，还利于民、让利于民是其存在的逻辑基础，岂能暴得大利之后自我分肥？事实上，不少垄断央企以待遇优厚、福利丰裕而著称，其高管薪酬惊人，口袋鼓鼓，其来源自然是日进斗金的畸高利润。当前，行业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令人担忧，即与“国有企业给国家分红不足，使得不断增长的利润并没有通过再分配回馈给社会”有一定关系。再说，央企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利，与央企背靠垄断大树，与国家的支持难脱干系，既然如此，回馈给国人更是名正言顺。
　　因此，国企要交红利，更要红利用之于民。如何用之于民？很简单，将红利用之于公共保障，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该比重高达28%。因此，大幅提高公共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是今后财政制度改革中的重点，央企分红更多地用于此类支出，有利于这一过程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