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年底，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如何运行、政府的宏观管理将如何实施，已有很多猜测了。这些猜测大体讨论出了一个“新四维”——面临通货膨胀考验的中国经济、“十二五”规划启动第一年的中国经济、2012年换届之前的中国经济和被广泛议论为G2的“中美国共同体”（Chinamerica）的中国经济。
　　但这表面上看是新挑战和新机遇共存的“新四维”，能否真的给中国带来经济的“新思维”，却依然值得怀疑，至少不是明年一年就会有结果的。
　　首先，第一维：通货膨胀压力下的中国经济，以市场工具为手段的办法不多，而且多数政策的效果难以预计。比如，管理货币的最高当局，其货币政策基本就是失灵的。尽管自从10月央行加息0.25个百分点之后， 于圣诞节又加息一次。可效果何时出现，或者说加息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膨胀有无作用，就值得怀疑。因为加息表现出来的央行即将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难以抵消还未产生变化的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冲动和力度。其次非常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已根深蒂固，以这种财政体系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一般而言对资金成本的变化并不敏感。最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资源，都在央企和国企手里，它们的融资渠道和欲望，对央行利用货币工具等市场化手段的货币政策，缺乏基本反应。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欲望和能力的衰减，简单的加息基本上无视这些。能够在货币政策从紧的环境下进行投资的主体，都不是央行可以管理的对象。
　　假如面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变得有一定的效果，我们或者可以说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因为这是市场的问题在市场工具运用之中解决的。而这点在2011年是否能够看到，是有很大疑虑的。
　　因为在“新四维”里，明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比较某种孰重孰轻的次序关系，针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超过“十二五”规划中的产业政策。
　　换言之，央行的政策是不会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而在中国这十年以来国家行为的经济转型中，产业导向才是经济调整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哪种产业大发展，哪种产业要关、停、并、转，需要宏观调控，并非货币政策决定的，更非货币政策的效果。而是相反，货币政策及其产生的信贷资产和金融服务，都必须满足国家产业导向的投资。
　　因此，当制度化、独立化的央行政策，有可能产生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和能力的结构性变化时，它却碰上从政治上讲更需要开门红的“十二五”规划的启动，而这样的启动又十分吻合维稳的政治高度，容易符合第三维：政府换届、新任班子，能够快速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的动机。这种政府产业政策的连贯性，要比复杂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效果，更容易得到政府有形之手的支持。所以从前三维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要想有突破性的新思维是比较困难的。
　　而第四维，被广泛议论为G2的“中美国共同体”的中国经济，从表面上看是对中国国力迅速上升的一种褒扬。这点我们不用妄自菲薄，而且2011年中国经济的新思维也许就从这第四维中突破。因为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之中，机会和挑战是政治经济交融的综合实力对比。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大智慧才能带来新思维，有了新思维，才能有新的第四维。
　　“中美国共同体”是一个超越旧有政治经济体系的新格局，这个格局自全球化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在这个共同体里，利益暂时是动态均衡的。而这样的动态均衡，有相当危险的部分——比如中美债务关系即是危险的金融平衡。
　　但这种金融平衡，却也在充满各自不满的气氛之中达成了相当的互补，因为这相当于中美国际贸易变成了实物资产和货币资产的平衡。可以这么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利好中国经济的，是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制度带来了本质性的变革。从这样的历史看，中国目前有条件和美国共筑“中美国共同体”，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此之故，如何在双方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打造这个“中美国共同体”，也许是2011年中国经济发生向好的结构性变革的最佳突破口。但这样的突破，也许不是一年之功，而且需要更多、更为本质的新思维。但这个时间节点的确是来了，在新的一年，无论如何它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