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取得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一举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平衡发展，特别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的不均衡，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方面，商品市场发展迅速，基本发育成熟。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限于少数几种。市场调节价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均已超过90%。
　　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发展却要相对缓慢，并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短腿”。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保证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
　　不仅如此，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还决定了分配状况。在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同样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也是导致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我国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健全。从形式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比如劳动力从过去的不能流动到基本实现了自由流动。目前，我国的流动劳动力已经超过了2亿，主要以农村剩余为主体。近十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也加入了流动人口就业的大军中。毫无疑问，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使流动群体得到了更高的收入。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由于不完善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经济体制等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劳动力市场被分割成高级劳动力市场(如大城市、经济发达地区等)和低级劳动力市场(如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等)。
　　一般来说，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较高，福利待遇较好，升迁机会较多；在低级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工资较低，福利待遇较差，升迁的机会也较少。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在两类市场之间难以流动，即使流动也是成本十分高昂。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决定也由于制度性障碍而出现了扭曲，就业歧视和分配不公现象严重。就业歧视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性别歧视、身份歧视、身体歧视、地域歧视等。其中又以户籍制度造成的身份歧视尤为严重，其受害者主要包括农民工和没有本地户口的“蚁族”。
　　其次，资本市场功能不完善。资本市场既是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又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从理论上来说，利率作为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灯”，应该由资本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如果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灯”失灵，那么不仅会导致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还会导致宏观调控决策的失误。
　　长期以来，我国的利率水平低于正常的市场利率水平，导致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一般认为，民间借贷利率由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因而更能反应资本的实际价格。按照规定，民间贷款利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但在实际中利率水平往往要超过这个限度。
　　利率水平偏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于利率水平远远低于房地产和实物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这种差异是造成过度投资和房地产投机的根本动力。此外，利率偏低还导致了资本使用效率的下降，各种各样的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
　　最后，土地市场仍不规范。中国的土地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离真正的市场化目标相距甚远。表面上看，自2004年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后，土地的价格是由自由竞拍而得，其实不然。由于土地的国有制，其供给量往往取决于政府的偏好。更为严重的是，现行的地方财政体制严重依赖于土地的出让金，即是一种典型的“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本来属于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也被称作“第二财政”。
　　不过，在不少地方，“第二财政”早已取代“第一财政”而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的供应速度和面积，从而掌控土地价格的变动。而实际上，为了维持更高的地价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的供地计划大多不能完成。
　　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事实上，要素市场的变动直接影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其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不健全使得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低下，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的份额远远不如资本的份额高。这就制约了全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在国内消费水平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不得不过分地依赖国外的消费需求，这样出口超过进口并形成巨额外贸顺差就不可避免。
　　其二，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导致对资本的过度需求，低利率政策为形成庞大的投资需求创造了条件，这也是长期以来投资能够充当国民经济发展“领头羊”的重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也与廉价资本有直接关系，而这使得目前央行动用利率工具调控经济左右为难。
　　其三，土地制度的不完善成了强化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根源。高房价不仅抑制的是消费者当前的消费，也对未来的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由此可见，要素市场的“半拉子市场化”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因此，在明年以及未来的“十二五”期间，必须将制度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将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当作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必须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尽快建立起劳动、资本和土地能够自由流动，其价格能够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机制。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劳动力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其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变化无疑是影响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而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状况不但会对劳动者本身造成影响，更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重大冲击。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消除就业歧视，构建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修课”。
　　在资本市场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强风险定价的能力。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条件，下一步要根据“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划定范围，提供激励机制，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动利率市场化。
　　同时，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套适宜而谨慎的管理制度，制定高质量的监管标准，进行严格高效的银行监督，评估银行风险。这对利率放开后的金融体系成功地发挥作用非常重要。
　　在土地制度方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按照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原则，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比例。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改革现行的土地“招拍挂”制度，变单纯的“价高者得”为“综合条件最优者得”。
　　同时严格控制商品房用地单宗出让面积，限制企业拿地规模，促进尽快形成有效供应，防止开发企业囤地。大胆探索农地流转和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方式方法，如果这项改革能取得突破，那么土地供应紧张的格局将有效缓解，地价以及房价高企不下的局面就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