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国家综合实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的崛起已成为一种必然。
　　但在此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变迁也对公民生活产生了强烈冲击。这种冲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是社会公众普遍弱化未来预期收入，这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所致，更是对改革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忧。
　　这里有诸多因素，如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致使大部分农村居民和一部分城镇居民无法从中得到有保障的需求。
　　举例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下岗分流职工对改革的顺利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做出了相当的牺牲。但是对于这两类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其收入大部分只能来源于不稳定的劳动所得。他们对未来收入预期会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通常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越高，以货币或其他投资品进行储蓄的动机就越强，时间偏好就越弱，即时消费动力就不足，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而扩大内需，就必须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最近尼尔森公司发布的“中国高储蓄率成因剖析”一文，对我国高储蓄的成因做了比较好的诠释，其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报告认为，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有三：其一，目前中国储蓄的主力军已经倾向更年轻化的“上班族”（20到49岁），这个群体里拥有高储蓄率，以满足其人生阶段的需求（教育、住房、结婚、养老）。
　　其二，中国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尽管过去这段时间，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系统和医疗系统的投入力度，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其三，居民投资渠道较窄，现金储蓄、投资房产是处理余钱仅有的几种方式。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不断加重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也是低消费高储蓄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国高储蓄率居高不下，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经济仍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经济总量有了质的跨越之后，我国居民仍保持如此之高的储蓄率，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认为，人力资本收益预期的不稳定甚至下降，直接导致了中国高储蓄率的长期存在。因为，真正能够储蓄的绝不是仅仅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民和一般的城镇居民，而是能够有条件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而获得较高回报的人群。
　　而一旦此类人群对未来预期收益下降，其储蓄偏好上升则是必然，就直接了带动整体储蓄率的上升。
　　最近，有研究表明，在1999-2008年这十年中，尽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9.7%，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却从2.59%降为负的0.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十年中也变为负数，为负的7%。
　　如果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的话，承载技术进步的劳动者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大的提高。而且总体上来说，多数研究也表明，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在劳动收入整体比重下滑的背景之下，能够代表高收入群体的承载技术进步的劳动者的收入因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持续下降，必定也会下降。
　　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还是过多地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的投入，且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一方面也反映了资源的错配。即，一边是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失业，一边是大量的实物资本投入不能提高科技含量进而提高科技回报率，从而无法促成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更好的结合。
　　提高并稳定人力资本预期收益，是提高消费、扩大内需，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长期稳定动力源的重要保障。如何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体制上入手。一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创造条件；二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为激励创新型人才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证；三是全面实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扩大内需，非一日之功。特别是如何更好地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更要下大力气、下大决心去解决。因为物质的投入不能替代制度的改革，物质的投入也不会自动地推进制度的改革，反过来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延宕制度改革的进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