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股市文化不健康”是我们在回首中国证券市场20年时特别遗憾的感慨，那么，健康的股市文化无疑是我们对未来中国证券市场尤为满怀希望的期待。
股市文化如何不健康？最有影响力的表述大概要数吴敬琏老先生的两句话了。一句是他在2001年说的“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不如”；另一句就是最近所说的中国股市处于“强盗贵族时代”。这两句话的震撼力就在于，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处于新兴+转轨期的中国股市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既有阶段性又有沿革性的历史特征。
“一些投资者投机意识相对较重，经常主动打探内幕信息。”这固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的投资者队伍还很不成熟，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何尝不也是市场制度的不成熟所造成的。沪深股市制度建设在相当长时期处于试错阶段，从暗箱操作到信息公开，不仅是法制框架逐步建立、市场规则逐步规范、监管程序逐步透明的过程，也是激烈的利益斗争过程。由于在引进和接轨一些国际上通行的交易产品和交易方式时，未能相应适时建立起适合我国市场实情的法律基础和市场规范，以至于“坐庄”、“对倒对敲”、“老鼠仓”等内幕交易和违法违规行为总能依赖不对称的信息优势得逞于一时。
我们的股权文化一开始就跟“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在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以后，重融资轻回报倾向依然相当严重。特别是发行市场还没有走出实质性审批框架，权力、资本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很容易滋生PE腐败和权力寻租。一些发行人或公然隐瞒事实真相、伪造虚假文件骗取上市资格；或在评估文件中虚增资产；或虚构损益、隐瞒重大事项；或哄抬发行定价，盲目追求超募，严重透支成长性。五花八门的创投在登陆创业板舞台的过程中，也存在引人注目的“突击增资”和“关系转让”，片面追求“赚快钱”、“牟暴利”的倾向。这不仅反映了发行定价机制上资本约束的缺失和市场约束的不健全，也是对股权文明的粗暴践踏，对市场公平、公正和公信的公然挑战，对诚信文化的严重玷污。
进入全流通时代的我国资本市场，法律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弘扬尊重股东权益、体现股权价值、促进股权投资的健康股权文化，对于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不过，股东文化对股东权益的尊重不能异化为片面维护大股东利益的强权意识。大股东对自益权的过度追求，意味着对股东共益权尤其是弱势股东利益的蔑视和损害，从根本上违背了股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基本价值观，既不利于在公司治理中对股东共同利益的维护，也不利于维护投资者对市场游戏规则的信心，不利于维护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弘扬股东文化的核心是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这与我们所需要的健康的股市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健康的股市文化和股权文化一样，也是建立在尊重和维护投资者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从公司层面而言，投资者也就是股东。而就市场而言，投资回报作为尊重和维护投资者权利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最基本的要素条件，与要求上市公司尊重、维护股东权利只有高度一致性，并无任何根本性分歧。重投资就必须重回报，否则，没有“诚信”可言，又何谈“公平”？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许多买了雷曼迷你债券的香港投资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误将金融衍生品当成了存款保值升值替代品的退休人士。香港金管局同有关分销银行达成了回购协议，保护了投资者利益。而对被称为“杀富魔鬼”的Accumulator（累积看空期权），尽管其同样具有衍生期权性质，香港金管局有关指引关心的则是销售机构销售人员对投资者风险告知程序的规范性，防止出现误导、诱导客户高风险投资。笔者以为，这为我们提供了将高风险市场的诚信、自律文化和投资者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的范例。
现在有种奇谈怪论，一提起中国股市文化便与赌风、赌性相提并论，好像投资者亏多赢少全是咎由自取似的。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是对吴老先生原意的误解。中国股民对“投机”情有独钟，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无传统文化传承或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但“投机”在股市并非贬义词，不该受到简单化批判和排斥。我们反对的是“比赌场还不如”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市场操纵还有盲目的追涨杀跌倾向，而不是投资者追求投资回报的权利。作为监管当局，应以维护投资者利益为重中之重，而绝不能对肆意侵占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采取冷漠态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制基础上看到一种真正健康理性和谐的股市文化如初升的朝阳出现在沪深股市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