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今年管理通胀预期成效显著。明年,应通过加快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改革,如动态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择机发行储备债券、适时推出央行货币掉期业务、实行无息准备金制度等,以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从源头上把好信贷“总阀门”。为使市场能有科学合理货币政策预期,还需更注重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 时隔两个多月,央行终于在上周六宣布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加息,也是明确提出稳健货币政策以来的首次加息。这或是央行基于对明年可能加剧的通胀压力的提前应对措施之一。近期以来,沪深股市受朝鲜半岛局势、加息“靴子
”以及货币政策方向不明等因素的困扰,持续牛皮盘整。不过,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相继召开,货币政策“路线图”已逐渐清晰,所以,股市或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为2010年最后一个交易周画上一个不留遗憾的句号。 可以说,加息甚至连续加息,从传统理论来说,是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解决严重通胀的“杀手锏”。而稳健货币政策是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是一种温和中性的货币政策,是货币调控工具的微调操作。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同比增长环比回落,并未进入严重通胀期,再加上当前货币超发主要因为外汇占款占比过大,外汇占款占比过大主要因为人民币连续升值和进入升息通道,促使热钱大量流入国内的缘故。因此,央行不可能通过连续加息来实现稳健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从10月19日宣布年内首次加息到上周五二次加息,间歇有两个多月,且加息幅度都并不大,这就足以说明,加息并非央行稳健货币政策操作最佳工具选择,只能作为辅助工具而不能连续使用。那种依靠加息解决负利率问题的想法,不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另外,再从国际方面看,自10月以来,美联储QE2计划公布、发达经济体开始加速印钞之后便暂停升息步伐;而澳大利亚连续多次加息后,三季度经济增速创下近两年来最慢速度,通胀压力骤减,因此也选择了平稳。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因刚上调准备金率后暂不加息;英国和韩国央行则是出于维稳考虑,保持现有利率。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涵盖了几乎所有经济体的情况,美国QE2的动作异常坚定,这就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加小心翼翼,既要应对通胀,又担心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的“路线图”只能是着眼于如何为
“十二五”开局布阵。根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旨,“十二五”期间,要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依靠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加快改革攻坚,完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明年又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需要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服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今后五年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再加上,2009年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支持我国经济企稳回暖,新增近10万亿超量贷款,从而诱发了主动性货币超发,这些新增货币经过一年的“时滞效应”,造成了现实的通胀压力。今年9月以来,因人民币升息、升值等因素诱发国际热钱大举进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被动性的货币超发。目前比较严重的货币超发现象,也为明年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增加了难度。为此,明年央行货币政策依然重任在肩,笔者以为,重点在于抓好“三足鼎立”的工作。 首先,货币政策应着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开道。21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使明年中央农村工作新的目标和任务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着重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重点加大对农业水利设施、农业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投入。为此,货币政策应通过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政策环境。 其次,借助信贷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继续严格执行“有扶有控”、“绿色信贷”以及“差别化房地产信贷”等的信贷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在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增加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目标的产业和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如环保绿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同时减少对加重经济失衡的产业和企业的支持,真正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切实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十二五”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也为银行资产安全提供可靠保证。 再次,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可以说,央行对通胀预期的合理引导和管理,是市场对货币政策取向作出比较正确判断的制胜法宝。今年以来,央行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成效显著。明年,央行应通过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改革,如动态调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择机发行储备债券、适时推出央行货币掉期业务、创造条件实行无息准备金制度以及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等,探索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从源头上把好信贷“总阀门”。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和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以便让市场能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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