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时期各方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观点见仁见智，带来不少启发。但我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却总感觉难以成立、难以认同。简述理由如下。
　　说及某种新的“模式”，如“中国模式”，内在逻辑至少包括：第一，它有别于既有模式。否则，把它归于某种已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了；第二，它已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不说是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经“成型”。否则，至多还只处于丁学良教授所称的“史前”阶段；第三，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主体在类似的条件下仿效或复制。否则，把历史上一次性出现、别的主体完全无法仿效或借鉴的东西，勉强称为一种模式，其实对于人类并无什么意义——当然，如果结论是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要避免”的模式，也算是有了一种意义，但这绝非现在人们讨论“中国模式”的视角和氛围。
　　认识某种经济社会模式，我是赞成丁教授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政治经济学即Political Economy，其在本原上，就是把国家政权的作用与经济资源配置作为相联系的一个系统来把握的）。首先，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脱出“苏联模式”——是属于邓小平所明确批评的“权力过度集中”、“党政不分”弊病十分明显的模式，是要通过最近高层领导又加以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改革来改造的模式。其次，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经济模式还正在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后确立的“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方向上演进，而怎样在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借鉴、开拓和深化改革的工作，目前还远远看不清楚我们最终能够为市场经济模式贡献出什么样的可肯定的质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我们已经历的“黄金发展”还在延续，成长性仍然存在并十分令人鼓舞，但也正伴随着日趋明显的“矛盾凸显”和各种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
　　于是，剩下的问题便是，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结合能否形成一个可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总合模式？显然，这个火候还远远未到。现实生活中尖锐的、愈益无法回避的、头绪纷繁的矛盾与挑战，归结为最简要的一条，恐怕就是：中国人把政治方面“威权”的特征与经济方面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在中国是否便可以如愿地形成政治权力中心（执政党与政府方面）强力介入之下实现“后来居上”的经济赶超，和越来越健康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的良性、互补结合，并不断提升秦晓博士所强调的“现代性”？或是会令世人厌恶地引致公权扭曲式的政治中心过度介入与腐败、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专制主义传统＋权钱交易＋全民拜金无信仰）”的结合，使造福公众的生产力解放与社会进步难以持续？正如吴敬琏老师所说，我们将建立的市场经济，将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
　　面对这个关系民族复兴命运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死亡”层面的问题，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研讨、议论一段时间，但实际的客观制约是，作出不可避免的决定性选择之前的时间与空间，已越来越收紧了。在此关键阶段上，是谈论“中国模式”合适，还是在“中国案例”、“中国探索”思维指向上，有针对性地注重探讨“中国道路”和“中国抉择”更合适？
　　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列举如下三种：
　　第一，正面展开政治体制和与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因为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改革尚难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这一思路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能过重。既然无法形成可操作方案，如何能推进到“展开”与“落实”？
　　第二，只说不做，或只治标而不治本。这会实际选择一条积累矛盾、最后积重难返、落入杨小凯先生生前所说的制度性“后发劣势”境地的危险道路。如余永定教授所说：“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
　　第三，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在“建设公共财政”导向下，从各方难以拒绝的“加强和优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财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动和促进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宪政化。这一条道路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看来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费较小社会代价实现较平稳转轨过渡而最终完成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总归一句话：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和管理体制“两个转变”大方向上的“中国抉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