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许多城市的小区管理中，代表业主的决策机构，即业主委员会成为最大的软肋或者败笔。业委会要么是难以成立，要么是成立后运作不良。
　　据12月22日《东方早报》报道，一项调查表明，截至今年初，广州总共有3700多个小区，成立业委会的不超过600家，尚不足六分之一。而在其中，能正常运作的业委会不到300家。那么多小区没有业委会，那么物业公司是谁聘请的呢？基本上就是开发商选定的。长期如此，大面积如此，这就与《物业管理条例》中关于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分离的规定精神相违背。在这样的情况下，维修基金是怎样使用怎样管理的？小区的公共物业部分是否有商业收益？收益多少？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一系列问题就势必成为悬念，实际上也极容易成为被人暗中操作的黑箱。因此，业主们的物业保值以及生活秩序，就存在巨大的漏洞和隐忧，并缺乏长治久安的保障。
　　《东方早报》披露出来的广州市番禺区海龙湾小区的情况，代表了一种非常糟糕的案例。业主们筹备成立业委会，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指导与协助，反而与物业公司之间发生持续的冲突和摩擦。带头筹组业委会的积极分子、退休老人姚姨，甚至遭到来自物业公司方面的多种干扰，以及“搞死你全家”之类的恐吓威胁。其他参与筹备的业主，也遇到汽车被泼油漆、无端遇袭等等极不愉快的经历。仅仅因为要成立业委会，生活与人身安全均蒙上阴影，这就与秩序、和谐的目标相去甚远了。
　　业委会的缺位与缺少资源和能力，是城市管理中急需正视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房地产价值的不断提升，随着物业维修保养问题的日渐突出，业委会的建设问题将越来越重要。
　　业委会难产，基本原因是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关系长期本末倒置，而且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在这当中，有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大盘”对于业委会以及其他各方的利弊影响问题。在房地产业发达的地区，例如广州，可入住几百上千户家庭的楼盘比比皆是，几千户的也绝不稀奇。这样的“大盘”，有利于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有利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规模经营与获利，但是，绝对不利于业委会的组织与运作。要对几千人征求意见、开展讨论、获得共识等等，单凭一点业余时间和个人的热情难以做到，更难持久。它需要有组织架构和组织力量。许多积极分子一开头就碰到意见纷纭、难以把握的困局，客观上就是业委会难以成立的障碍。物业公司和有关部门不予配合，在种种细节上挑剔刁难，极不厚道，更使业委会步履维艰。
　　相比之下，背靠开发商的物业公司拥有一切组织便利和资源便利，还拥有先占地盘的初始优势。所以实际情况并不是业委会选择合意的物业公司，而是物业公司选择怎样组成的业委会对其合适。由此会产生两种情况，十分令人担忧。第一种情况是，物业公司事实上“买”下了小区的管理权，变成一种“准政府”组织或者“隐性政府”组织。第二种情况是，在日常管理中官僚化，在冲突处理中则纵容甚至制造“暴力化”，并有办法推卸责任。
　　这样的格局是一种病症，绝非社会之福。我们应该非常鲜明地指出，城市小区合理秩序的构建，必须有业委会、物业公司、政府部门三方之间的平等合作，并且有相互监督和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一个三方博弈格局中，基本的规律是二打一。考虑到业委会的天然弱势，政府部门必须在法律、资源、组织便利等等方面，赋权给业主和业委会，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公平正义，否则，必然被认为是官商勾结。事实上，政府支持业委会，构建和谐的都市生活秩序，各地都有好经验。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政府的立场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