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物价大幅上涨，都免不了扯上农业与农民。上世纪80年代我在杜润生领导下做调查研究工作，就受到过这个“联系”的困扰。最近物价趋紧，相关论调又起，似曾相识，决定为文略加分析。
以今年11月份的物价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标数据是这样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5.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在消费品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7%，居住价格同比上涨5.8%，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4.0%，其余涨幅不高，有两类的价格还下降了。统计局发言人因此说，11月我国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因为“11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11.7%，拉动CPI上涨3.8个百分点，贡献率是74%”。
此条新闻，大有讲究。我注意到，央视在播发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公布并解释上引用物价指数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的“贡献”一词，被打上了引号。各家平面媒体的报道，我看到的也一律给“贡献”打引号。很可能，国家统计局发出的新闻通稿就是这样处理的。
很明白，对物价上涨做出了
“贡献”，可不算什么好事情。不打个引号处理，似乎就把通胀之责归给了食品和农产品。农产品又是农民生产的，于是，通胀责任的链条就追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似乎通胀由农产品推动，通胀的受益人就是农民。现在，“贡献”加上了引号，追究农业和农民责任的含义减轻了不少，但农民与通胀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还有不小的模糊。在城镇居家过日子的，菜篮子、米袋子之价涨了，钱袋子就瘪了。涨瘪之间，居民骂商人，商人说成本，几下子就追到了农业和农民。
那么，农业和农民对物价总水平到底有没有贡献呢？看来是有的。原因简单，离开了物价统计，谁也无从观察物价总水平。成千上万的消费品和服务，林林总总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公布出一个物价指数，可行的办法只能分类加总。目前我国就是把八大类消费品外加若干服务项的价格变动，合成出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统计局另一位发言人今年6月讲过，中国目前CPI中，食品占比在40%左右，居住类的权重约为15%。食品占比最高，变动一小点的影响就很大。像今年11月份的情况，食品本身涨价幅度最高（11.7%），又是物价指数里最高的权重
（40%），一起拉动了CPI同比上涨3.8个百分点，占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5.1个百分点的74%。此贡献，真材实料，应该不需要加引号的。
但是，说食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物价统计指数做出了贡献，绝不等于说食品价格就是CPI上涨的原因，更不等于说食品和农产品是通胀的祸首！问个小问题吧：食品价格又因何而涨？农产品价格又因为什么而高？按照很流行的“成本决定价格”的思维，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被农产品的成本上涨“顶”起来的——生产农产品的人工、化肥、农资、燃料、物流等等的成本，今年以来不也是升得很急吗？
是的，在市场之中每个人的产出都构成别人的成本。要追通胀的源头，买米的举报卖米的，卖米的举报卖化肥的，卖化肥的举报卖化肥原料的，卖化肥原料的说人工贵啦，因为他们吃的米贵啦！这样来回转圈的游戏，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经历多回。反正每遇物价上涨、人言滔滔之际，各部门的众君子都非常谦虚。转来转去，查成本的成本——哪项生产是没有成本的呢？——才发现每个环节都很
“无辜”，所有产出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各自上游的成本价格在上涨。
把所有供求连到一起，也许从另外一个方向比较容易走出来。试试看：米价上涨是因为买米者互相竞争，你不出价我出价，斗来斗去就把米价拉上来的。买米者敢出价是因为他自己的收入涨，那又因为是雇工的需求旺盛，谁在“招工难”中出价高，谁就得工人。再追上去，是市场的订单多，才拉动了多招工；订单多又是因为市场需求的拉动。如此一律向下游产出品的方向追，追来追去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是因为需求的拉动——别人对你产品的需求旺，导致你对上游产品的需求也旺。这样看，所有成本之价都是被需求拉起来的。
那么，何谓“需求”？我喜欢用的定义是“以货币表达的需要”。人类的需要永无止境，受到的实际约束主要就是货币购买力。照此定义，货币才是需求的要害，也是物价总水平变化的真正关键。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是因为对此商品的需求超过了它的供给，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是因为——也只因为——总需求的上涨超过了总的供给。任何一个经济，货币供应量高于商品和服务量的增加，总会带来通货膨胀。说什么
“成本型通胀”或“输入性通胀”，离开了货币和需求都是天方夜谭——横竖口袋里没钱，或有钱也死不购物，那是任什么价也是涨不起来的。
忍不住再次肯定中文
“通胀”这个词的准确性。通者，流通中的货币也。没有货币过多这个条件，物价总水平不可能上扬。英文的inflation不过是说膨胀，至于究竟是物价膨胀，还是货币膨胀，可以见仁见智的。中文的通胀，有助于直指根本，发现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就可定断通胀的出现，并从货币层面采取措施。要知道，价格涨起来的时候像发疹子一样，这一点、那一点的，开始都是个别的、少数的，各有特别的成因，或按流行之说，是所谓“结构性”的。但是，只要流通中货币总量偏多，早晚会把物价拉上来。到了能够“看见”的时候，常常火就上房了。
因此，说农民、农业和农产品对通胀做出了贡献，是无稽之谈。加引号也不行，因为含义还是含糊。准确地说，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反映了通胀，因为在现行的物价统计体系里，食品价格占CPI的比重高，一旦食品价格上涨较快，物价指数就显著上涨。食品价格像任何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市场供求在竞争中决定的。总的货币供给偏大，会一个接一个地把物价拉上来。在任何情况下，农产品和食品本身都没有能力推动通胀。
以上分析也反对另外一个论断，即通胀有利于农业和农民。虽然可观察的通胀与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上涨有关，但并不意味农民可以在通胀中受益。第一点理由上文讲过，农产品的成本在通胀中也在涨，农民也要承受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第二点理由以前讲过，由于今天不少农民也在市场上买米、买菜、买肉，所以农产品价格涨得凶，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有下降的一面。11月份的数据说，城市CPI上涨4.9%，农村上涨5.6%，其中食品和农产品的“贡献”也不小就是了。
要补充的是第三点。在经验上，通胀下货币贬值，人们可以持有实物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来趋利避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当年“通胀有利于农民”的立论基础，是英国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所以通胀下市场对土地的需求上升，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或有利可图。今天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拥有土地房产，但财产权利还不充分，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远没有发育起来，享受“李嘉图效果”又从何谈起？什么时候，像成都那样高举“还权赋能”改革纲领、系统确立农民土地转让权的地方多了，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原载《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