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财富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人均GDP向4000美元迈进，中国正在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经济社会将逐渐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国家盈利模式将出现重大转型。
历史经验表明，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点与人均GDP水平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国际经济发展轨迹来看，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迈进时，经济发展有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动向。国际研究表明，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分水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在相近的时期实现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突破，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这道“分水岭”，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重工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并很快实现人均GDP5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的突破。
而处于大致相同起跑线上的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进入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财富增长，而忽略了财富分配，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仍然还见不到内需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其次，经济发展动力结构发生新变化。通常，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已具备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条件。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阶段，技术创新转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可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大动力。在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阶段，发达经济体逐渐放弃了“以资源促发展”、“以市场换技术”、“以利润换资本”等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前期发展方式，经济发展由以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产业结构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而成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
第四，微观基础结构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中小企业是产业的重要支柱力量。而经济社会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后，企业规模逐渐扩大，大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崛起并壮大的跨国公司或企业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载体，带动人均GDP迅速向更高阶段跨越。例如，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年营业收入在5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比重从2.4%上升到5.4%；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超大型公司从0.13万个上升到0.61万个，增长了3.69倍；资产排名前100名公司的资产集中度达到46.7%。
第五，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由此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积极提高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相关的一切领域，都发生了重大调整，特别是在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储蓄、消费、投资、社会保障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领域。
最后，对外经济结构出现新变化。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根据英国管理学者约翰·邓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因此，到达一定阶段时（比如人均2000至4750美元），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盈余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经常收支持续保持盈余，贸易服务性收支缩小，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增加，表明一国正在向成熟的债权国过渡。比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所得收支盈余超过贸易盈余，表明当时日本对外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了“资本输出为主”。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期，毫无疑问，在这个历史关口，能否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决定中国最终是否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