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
一是要素红利的衰减。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二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
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计量表明，市场化改革是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1990年-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年-2008年的8.56%。
三是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中国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影响下，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很难像“入世”的头十年一样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红利。
因此，三大红利的衰减将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倒逼机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国增长的重心将由关注数量和速度转向质量和效益，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但这必将是走向经济健康、成熟的有益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