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以来，主流券商在年末预测新一年股市走势时，几乎总是集体误判。主因是沪综指已成宏观调控的晴雨表，而宏观调控本身却如迷魂阵，主基调常在防过热、保增长和抑通胀中游走，经济亦在速冻和过热之间轮回，常令预测者大跌眼镜。眼下，上证指数仍在在年线附近徘徊，房价则牛头高昂，这成为预测2011年宏观形势的最大变数。
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全国房价涨了5倍，名义GDP增长2.8倍，CPI上涨22%。相比之下，沪综指涨幅不到4成。显然，股市与通胀同步，却远落后于宏观经济与房价的增速。
当机构以线性思维推测未来宏观经济趋势时，股市却更多在反映不断证伪的宏观调控变奏曲。在货币调控短期化和价格干预行政化的双重压力下，股市的政策市特征表现为股票供给过度。而“房价调控总成空调”，则缘于政府在供给上并没有主导权。
宏观调控能否奏效，不仅要看药方，还得看疗效。沪综指三年来易跌难涨，反映的股市增量资金远跟不上扩容步伐，全流通、新板开通以及全球罕见的企业融资潮，做大的只是A股流通市值，并未带来股指财富效应。
相比之下，18亿亩土地红线和土地买卖招拍挂制度，从制度上提供了维持土地供需缺口的可能，加剧了住宅供给的刚性特征，再加上国内国际热钱的冲击，从而令商品房供应长期跟不上需求的步伐。
最近，中央提出要“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将保障房重要性置于商品房之前，无疑是想将重走股市监管模式，将房市供给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按照这一政策逻辑，2011年千万套保障房政策如果落实，房市生态中偏向资本方的格局可能逆转。
从全球房市周期来看，大国房价泡沫破灭，往往与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1991年后日本地产泡沫的破灭，起源于美元大升值背景下的全球资金“弃亚入美”。2007年以来，发达国家地产泡沫相继破灭，则是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和新兴市场过度投资这一贸易体系的危机。
预测2011年的房市动向，欧债危机和全球通胀是否失控是两大变量。简单揣测，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破灭至少有两大诱因：一是欧债危机深化，全球经济衰退加重，热钱球避险意识提升。二是美国经济复苏确认，通胀压力急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的“在15分钟内决定升息”的决策或许实现，全球热钱可能重新回流美国。
因为担忧国际热钱的大进大出，以及因此引发的房市泡沫破灭，中国选择加息时格外谨慎，在上调准备金率对冲外储增长对货币量的扩张作用时，却非常坚决，几乎是照搬伯南克的控制通胀之策，大有以中国“池子”对抗美国“池子”之势。
伯南克大撒钱，美国短期却无通胀之虞，原因在于“超额准备金”这个池子。自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联储两年来增发1.11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较危机前增加132%。不过，这些钱却成银行业的“储备粮”。美国存款性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已从危机爆发前的22.7亿美元，上升至目前0.96万亿美元。
为对抗伯南克的量化宽松，中国央行扩大外汇储备池子，对应在部分商业银行则是18.5%的存款准备金率。池子效应意味着中国短期不会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窘境。即使明年出现外部需求剧减的冲击，即使部分开发商出现债务支付危机，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却难再现。再加上味政府主导下的保障房建设，能减缓投资增速的下滑，从而助推经济实现软着陆。
自从商品房市场体系建立以来，房价经历连续12年的小跌大涨，房价必涨论已是国民共识。这在房价拐点未现前看似理性的选择，常常成为引发房价泡沫破灭的合成谬误。
常识告诉我们，大城市房价泡沫很大。当打工皇帝唐骏自称“连我这样的人都买不起房子”之时，地产大鳄任志强仍在预测房价不会下跌，因为“国家从来没出台过让房价下跌的政策，只是在控制房价的涨幅。” 唐骏认为房价高，参照物是居民收入；任志强看涨房价，赌的是政策托市。从全球房市泡沫史来看，政策失灵就像市场失灵一样难以避免。1984至1991年，日本城市地价指数上涨119.77倍，而零售物价指数才上涨10.8%。当时全球资本做多日本房市和股市的根由，在于坚信日本特殊性存在的合理性”，即日本市场受政府操纵，高股价和廉价资本政策均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性调控手段。
翻开人类的金融危机史，人类对创造繁荣的自豪感往往过度，以至于试图在诸如“新经济”的标签上贴上永恒的记号。从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开始，金融泡沫大多起源于实体经济的过度繁荣，终结于虚拟经济过度泡沫。按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稳定最终是不稳定的，因为稳定会引起资产价格的膨胀以及信用过量。
当下，顶着经济全球第二的称号，房价必涨论的中国版本甚嚣尘上，强调中国特殊性者占大多数，“这次不一样”综合症成为唱多派的武器。在政策无意终止高房价稳定期的背景下，预测哪一根稻草将压垮牛背，无疑是吃力不讨好。只不过决策者要在高房价的钢丝上控制通胀，难度如在针尖上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