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通胀压力，人们对于产生通胀压力的根源还存在争议。争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坚持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当前通胀压力的主因是流动性过剩；另一类则认为是货币以外的原因在发挥关键作用，并由此衍生出粮食通胀论、输入型通胀论和结构性通胀论等。唯有将通胀压力的根源剖析清楚，才能正确地判断未来通胀的走势，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避免通胀的不断恶化。
在我国ＣＰＩ指标中，食品类占据着３４％的比重，是占比最大的部分。而以粮食为主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成为当前ＣＰＩ上涨的主要因素。１１月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了１１．７％，拉动ＣＰＩ上涨３．８个百分点，贡献率是７４％。有观点认为，当前粮食供求上的失衡导致粮价上涨，进而导致ＣＰＩ上升。而依据经验，我国的粮食供求会在半年左右时间内重归均衡，届时ＣＰＩ会出现拐点，通胀压力将大大化解。果真如此吗？
粮食是食品类中最重要的部分。统计数据表明，今年我国粮食供求基本稳定，不存在供不应求局面。２０１０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预计为１０８００亿斤左右，比２００９年增产２００亿斤以上，从而实现粮食总产量七连增，而今年的粮食总需求为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同时，国家的粮食储备充裕，随时可以释放储备以满足市场需求。可见，粮食的供求格局并不是引起粮食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综合来看，当前粮价上涨主要由于以下因素：首先是粮食生产成本的上涨。今年，大多数省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意味着人工工资的增加，而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中劳动工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显。另外，今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出现普涨局面，自然会在农产品价格中有所体现。其次，今年前７个月，整个农业处在极端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尽管其对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影响比较有限，但会令人产生秋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农产品收购、储存、营销等领域，使得农产品价格上升。第三，农产品价格上升给农民带来惜售心理，部分经销商和粮食加工企业也存在一定的囤货行为。第四，我国部分粮食产品的自给率较低，大豆自给率只有３０％左右，植物油自给率也在４０％左右。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可以很容易传导到国内市场。
由此看来，以粮食为主的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供不应求，而是由于其他商品或生产生活资料价格上涨才导致而成。粮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和表现，是物价全面上涨的链条之一，而不是物价上涨乃至通货膨胀的肇始。
我们认为，当前的通胀压力归根结底在于过多的流动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来逐步解释。
第一个问题：流动性过剩体现在哪里？
首先，进入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的Ｍ２增速都是相对高的。全年的广义货币供应Ｍ２或将大幅上升１９％，超出央行设定的１７％的目标。其次，我国的Ｍ２／ＧＤＰ一直较高，近些年更是不断攀升。从相对比例来看，我国目前的Ｍ２供应量约７０万亿元人民币，是ＧＤＰ的２００％以上。相比较，美国的Ｍ２占ＧＤＰ的比例只有６０％。有不少经济学家致力于解释货币超发之谜。一些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够，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远远不足，不足以吸纳超额的货币。一些人认为我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阶段，一些尚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资源如矿山、土地等，需要体现出自己的货币价值，但在未来阶段才计入ＧＤＰ，所以才形成Ｍ２／ＧＤＰ不断升高的局面。尽管关于我国的货币超发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总体而言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人民币供给存在过多的问题。
另外，根据观察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物价上涨不仅仅局限在食品上。近几年，随着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房屋租赁和居住类相关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在美国的ＣＰＩ统计指标中，居住类占４２．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按照折价率在ＣＰＩ中体现出来。但居住类在我国的ＣＰＩ中所占比重却很小（仅为１３％），因此其价格的快速上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尽管出于资产价格波动较大、很难统计等原因，国际惯例并不将房地产价格计入ＣＰＩ统计之中，但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房地产价格以及房屋租赁价格的上升，也是一个反映市场上流动性状况的很好的指标。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出现流动性过剩？
首先，２００９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保增长、扩内需”政策，出现了天量信贷。全年９．５７万亿元新增贷款，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７０％以上。大量信贷使得市场上充斥着易得而廉价的资金。同时，由于对经济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下半年，尽管经济增长势头较为强劲，但为了适度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主要侧重于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收紧流动性，迟迟不愿加息。１０月２０日的加息是三年以来的首次。而自去年开始，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已陆续加息，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较有效地冻结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但一年期存款利率真实值为负值导致居民的存款缩水，导致储蓄存款大规模从银行向股市和楼市搬家。
其次在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零利率政策。由于经济复苏缓慢，美欧等国一直实行接近于零的利率政策，美国还先后实行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被认为是过剩美元的首选之地。美元通过各种渠道涌入我国市场。近几个月关于热钱在香港集聚，伺机进入大陆的报道更是印证了这一判断。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占款大幅上升，而由于未能很好地冲销，使得货币供应出现过量现象。据不完全估计，外汇占款被冲销的比例仅在三分之二左右。
第三个问题，流动性过剩是如何转化为通货膨胀的？
关于通货膨胀的起因，西方主流货币政策理论中广为信奉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但在我国，却衍生出种种不同的理论来，包括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结构型、输入型等。近两年，人们也开始逐步认识到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但实际上，以上种种类型，都脱不了弗里德曼理论的窠臼。
所谓“成本推动”，一般指工资上涨或初始原材料价格上涨，而这二者可能已经是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显性化的结果，后者则是过多的流动性所推动的。“需求拉动”中的需求，是有购买力支持的真实需求。也就是说，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有流动性的支撑。“结构性通胀”更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词，其实是一个无意义的创造。试想，货币如水，央行超发的货币总是会先进入某些行业、某些社会群体的手中，体现为与这些行业、群体相关的商品价格上涨，随即过剩的流动性开始向各行各业蔓延。一些处于货币流通末端的行业，其产品价格上涨自然会滞后，从而体现出结构性不均衡特征。对于“通胀预期”来说，人们产生一致而强烈的通胀预期的理由，同样是对货币过度供给的预判和担忧。
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立即体现为通货膨胀。我国在进入新世纪的前几年曾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表明如果经济增长能够化解和吸纳新增加的货币供应，则可以实现低通胀下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流动性过剩通过成本上升、需求扩大、通胀预期等途径体现出来，则最终会体现为物价的普涨，只是上涨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如果不能认清物价上涨背后的真正推动力，还在用结构性等表象原因来解释，可能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错失应对通胀的大好时机。
自１０月份ＣＰＩ超过４％以来，中央政府密切关注通货膨胀走势，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干预物价。几大部委从１６个方面着手，通过加大农产品供应、降低流通成本、打击各种违规行为等措施，来降低物价上涨压力。这些措施可以产生短期的效果，但长期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可能导致价格信号失灵，在保护了市民等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同时，损害了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另外，既然食品价格上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抑制食品价格上，只会隔靴搔痒，徒劳无益。
而在抑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上，应该看到，居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超市或其他销售渠道销售的成品粮价格上涨，而实际上原粮价格仍处于很低的水平，大部分的价格上涨体现在流通和销售环节。这从前些天中储粮拍卖储备粮流拍可以得到佐证。因此，今后行政手段的着力点仍应放在流通环节和扩大储备投放上，不能人为地限制和降低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