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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的制度变革任重道远，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与机制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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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要有效实现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要从消极的股市政策向积极的股市政策转变；二是要从危机型的股市政策向发展型的股市政策转变；三是要从单纯的“圈钱”政策向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政策转变。不完成这样的转变，中国股市就谈不上大踏步的跨越和发展。 |
如果说，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资本穷国向资本大国的转变，那么，在未来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的任务则是如何有效和有序地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如果把从资本穷国发展为资本大国称之为数量型推进的话，那么，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则意味着质的飞跃与发展。这是更加繁重、更加艰难也更加伟大的任务。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大股东忽视甚至漠视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甚至可以说是较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但中国股市的制度扭曲问题还远没有真正解决；虽然我们在培育机构投资者和信息披露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但机构投资者还远没有成为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内幕交易仍然泛滥成灾，搏傻机制仍然是市场运行的主导机制。因此，对于中国股市来说，20年也仅仅是个起点，中国股市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创新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要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必须跨越的第一道坎是如何实现从行政管制向市场选择转变。
中国股市自成立以来，始终也没有摆脱三大障碍：一是，20年来，中国股市始终也没有摆脱行政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阻碍。在过去的20年中，行政化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中国股市，使得中国股市本应具有的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或者缺失，或者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条件。中国证监会集政策的制定者、政策的实施者与政策的监管者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更是裁判员，这就使中国股市的监管机制与监管体系发生了严重的缺位与错位现象，制度不能有效地矫正市场走偏，市场也无法矫正这种走偏的制度，从而导致中国股市在运行中乱象丛生。中国证监会目前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不是证监会本身应该干的；而本应由证监会做的事情，证监会却或者没去做,或者雷声大雨点小，不能对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起到有效的预防和震慑作用。一个门庭若市的证监会是管不好中国股市的，什么时候证监会门可罗雀了，中国股市的希望才可能真到来了。没有制衡的权力很难不产生腐败，没有制衡的监管行为也很难避免“寻租”。如何实现监管角色的有效调整与监管方式的重大改变，这将是中国股市真正走向市场化的前提条件。
二是，20年来，中国股市始终也没有摆脱“政策市”的困扰和怪圈。政府的“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就必然使“看不见的手”成为“缩回去的手”，使得中国股市的正常预期很难形成，而政府预期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预期并且成为整个市场的主导预期。这一点，在去年的股市运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经济遇到困境、需要做全面调整的情况下，股市的走软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去年，我们在实体经济处于零下20度的情况下却把虚拟经济的温度表人为地调到了零上20度，为了完成既定的保8目标，开始利用中国股市来为政策目标服务。在政府大肆纵容、机构疯狂拉抬、媒体过度起哄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股价指数扶摇直上，一路上涨了109%。但这种脱离基本面的疯狂上涨根本就不可能持久，接下来的回归行情就使得市场惨遭劫难，大批入市的投资者都成为套牢族，一个规模不小的股灾又一次在中国股市中出现。中国股市不从“政策市”的怪圈中走出来，其走向市场化的进程就会异常艰难，中国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也必定美梦难圆。
三是，20年来，中国股市在发展中始终笼罩着“圈钱”的阴影，聚财、用财和生财通道在中国股市中始终也没有打通。衡量市场是否有效率，我们主要看集资规模；判断股市对经济的贡献度，我们主要看筹资数量。中国股市已经成立20年了，但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分配制度，送股与转股成了上市公司利用市场的金融幻觉来欺骗股民并与市场操纵者进行配合的最主要手段。上市公司不能给投资者以正常与合理的回报，是中国股市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弊端，这个弊端不除，中国股市就很难与国际股市接轨，从而也就很难推动和加快中国股市的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
中国要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必须跨越的第二道坎是如何从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向由资本市场配置资源转变。
一个有效和有序的市场，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一是逐利成为市场灵魂；二是竞争成为主导机制；三是要素成为整合对象。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主要靠资本市场来完成，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逐渐地由主角转向了配角。但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一个最重大的缺陷是银行的作用不但没有随着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而进行相应的角色调整，相反，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却反而更加重要并大大强化了。根据中国银监会提供的数据，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90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3.26倍。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阶段，由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行政手段与行政机制来配置资源。银行的人事安排大都由政府来进行选择，这就使银行在运行中必须看政府的脸色行事，银行的资金也必须先满足政府需要然后才能考虑市场需求，即使是已经上市的银行，管理层在面对政府与股民的不同诉求时，也往往是政府第一股民第二，甚至连股民最基本、最合理的诉求也无法满足。更为重要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首先都必须满足国有大企业，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宏观货币政策不仅是紧与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向谁紧向谁松的问题。无论是紧还是松，国有大企业都能得到必要的甚至需要的资金，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都既难得到银行贷款，也难得到金融支持。这样，国有垄断企业就不仅垄断了稀缺资源与上游产品的定价权，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垄断了国家金融，使得银行作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与主机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着巩固国有垄断地位与阻碍市场竞争的作用，这就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率，产能过剩、结构扭曲、新经济增长点和新的产业群难以形成就是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与机制的最主要后果，去年的四万亿元救市投资不过是这种政策与后果的又一个鲜活例证而已。。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不进行根本的转变，资本市场不从资源配置的配角走上主导地位，中国经济的困境就将周而复始地循环，政府也就会陷入一轮又一轮的不断调控之中。
中国要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必须跨越的第三道坎是如何从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向信用基础的基本完善转变。
现代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信用不仅是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还是资本和资源。信用缺失就必然使市场运行的根基不牢，市场发展的魅力不足，市场选择的方向不明，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遭遇人为的困扰和阻隔，并使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的先天优势丧失殆尽。中国股市在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上市公司欺骗投资者与市场的大机构诱骗投资者的现象屡禁不绝。在这方面，创业板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发展前景实在令人堪忧。马克思在《资本论》注释中曾引用托·约·登宁对资本的评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情况，运用到当前中国的创业板市场上极为恰当。在中国的创业板市场上，利润何止300%，而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在这种情况下，造假之风就无法避免。每造假0.10元，就可以超募几亿元资金，这几亿元资金产生的利息就足以弥补造假的财务漏洞，从而使得造假活动周而复始。而且，创业板的制度设计还使它特别容易成为社会贪腐的温床，有了创业板市场，贪官已经用不着再去接受贿赂了，只要找一个好的企业事先“潜伏”进去，上市后就会立刻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如果不在制度设计上进行大的调整与改变，创业板就很可能出大事、出大乱、出大案，创业板市场也就很难有持续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总体来说，中国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任重道远，需要从体制、机制和政策等诸方面推进全方位的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中国股市的资源配置机制就很难形成，资源配置功能就很难发挥，资源配置效率就很难提高。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最为迫切的是要有效实现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一是要从消极的股市政策向积极的股市政策转变；二是要从危机型的股市政策向发展型的股市政策转变；三是要从单纯的“圈钱”政策向全方位的资源配置政策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相互关联，缺一不可。不完成这样的转变，中国股市的市场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从而也就谈不上大踏步的跨越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