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物价上涨偏快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避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并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冲击，我国政府迅速采取对策，打出了综合治理的政策“组合拳”。这些措施正在收到成效，肉、蛋、蔬菜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趋稳。
　　我们在治理物价过快上涨时应认识到，采取行政性手段是必要的，特别是公用事业如水电气等是否涨价就应该由政府部门来抉择，但如果以为通过价格检查、禁止提价等手段就能够抑制一般商品（而非公共产品）价格上涨，就有失偏颇了。既然“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那么应对通货膨胀的关键无疑是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锅滚开的水、抑制通货膨胀是让开水降温，那么，行政干预好似扬汤止沸，可以短期见效、救一时之急，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水温降下来并不出现反复，则须釜底抽薪，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譬如，限制大白菜价格只会使其他蔬菜价格更高，进而形成对大白菜的更大需求。
　　这就是说，行政性的价格控制不可能消除出现通货膨胀的根源。按照经济学定义，通货膨胀实质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通俗地说就是钱太多了。虽然通货膨胀又可区分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等多种类型，具体形成原因也颇为复杂，但其要义是不会改变的。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货币太多了。前两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遏制经济下滑，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同时，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外资大量流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成为影响国内物价上涨的外部因素。实际上，外资流入加剧物价上涨，也是通过对冲性货币发行实现的；至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也是过多货币（当然包括国际投机货币）追逐的结果。可以说，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是货币因素造成的。因此，从根本上治理物价过快上涨，就应当采取货币政策手段，通过调整利率、货币发行、信贷规模等手段控制流通中的货币量，进而改变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使经济适度降温，让通货膨胀之水慢慢冷却。近一个时期，我国连续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初见成效。
　　从更深层次看，由于我国经济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投资带动的，这种高投资很大程度上又是依靠政府支出（基础设施投资等）和人为压低资金价格（低利率）两个轮子来支撑的，因而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一旦经济降温，房价地价下跌，依靠卖地收入投资基础设施的政府支出轮子就会转不起来；而一旦利率由负转正、投资和消费预期改变，第二个轮子也将失去作用。经济降温后，高增长格局下掩盖的诸多不良后果就将显现，这样的增长格局不可持续。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如果要使过去的高增长成为有效增长，就需要一直按这个路子持续下去，自我复制、自我扩张。否则，不仅未来的高增长不可期，就连过去的增长也会遭到“反攻倒算”。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必须维持高增长、忌惮经济降温的一个原因，也是“宁要通货膨胀，也不要失业萧条”的背后原因。
　　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要改变这种随时可能跌落的“刀锋上的增长”，使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而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应容忍经济增长率的适度降低。这既不妨碍我国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又可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缓解资源、环境、劳动力等方面的紧张局面，从而对物价过快上涨起到釜底抽薪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