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想不成为显词都难。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欠发达经济体，这都是个被使用较多的词汇。被西方话语体系称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涨”字当仁不让地成为民间热推的年度汉字。
　　整个社会都被物价牵绊着。围绕物价的战役仍在继续，国家统计局１２月11日公布的11月CPI为5.1%，12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1年的两大任务之一即为“防通胀”。这两个消息透露出一个严峻的现实，物价上涨有可能就是2011年的常态，防范的难度极大。代表性颇受质疑的CPI指数，经过11月份的行政压制，仍创28个月新高，可见物价上涨之凶猛。
　　物价涨势何以如此汹汹？综合各种消息可知，此波上涨既有需求拉动因素，又有成本推动因素，既有外生型（输入型）通胀的特征，又可见内生型通胀的影子。境外美元持续超发，境内财政信贷双管齐下；境外能源原材料上涨不断，境内自然灾害频仍。物价的报复性上涨，绝非一时一日之偶然。
　　稍微细心的人们很快就在媒体上发现，通胀悄然取代了担忧已久的通胀预期。对食品和蔬菜价格上涨的担忧取代了房价，民间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涨价不仅是报纸头条所关注的话题，也渐渐风行街头巷尾。面对汹汹涨势，管理层采取两种手段应对：采取货币手段（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收紧货币，减少流动性；集合中央和地方政府资源，用行政手段对食品和蔬菜进行价格管制。
　　尽管从当前的现象看，这一管制取得的短期效应是积极的，不少地方都传出蔬菜和食品降价的消息，民众紧绷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缓。但是，这一效应注定只是短期的，对经济的长期健康运行并不十分有利。一方面，蔬菜和食品价格的管制在损伤中间环节暴利的同时，也伤及农民这个抗通胀能力最差的群体，并且短期压制根本就没办法避免之后的报复性上涨；另一方面，价格上涨的根源并不是农产品自身，而是经济周期，收紧货币同样要在消减通胀和经济发展之间作两难选择。
　　而一旦这个度的把握出现偏差，就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并且，价格管制又势必将破坏较为良性的市场运行规则，引起消极的连锁反应。
　　很显然，这可能不是一个代价最低的反通胀政策选项。就已知的反通胀策略来看，除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外，还有取消价格管制和垄断、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TIP）以及采取利润共享政策等选项。
　　我们该采取哪种或哪些组合策略？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和人民收入增长减缓之间的矛盾已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着的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深层经济根源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通胀是个大背景，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通胀都是这波金融危机必然带给中国的副产品。当通胀抬头并开始扶摇而上时，我们要做的不是恐惧和行政弹压，而是要在疏导的同时，想办法消融通胀的根基，减缓通胀的负作用。
　　具体来说，适当采取市场手段调降价格的同时，把着力点放到平衡人民收入水平上。平衡收入除了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外，税收调节和企业与职工的利润共享（企业与职工合同约定给予职工一定程度的利润分成）也不失为合适手段。就目前来看，管理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着手改进，但改进的力度和步伐都还不够，并且也不乏偏差。比如近期盛传不少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下发通胀补贴或上调工资，而非行政事业单位和非国企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却难享这一福利；又比如部分地区出台工资上调标准也仅只是惠及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大多数民企则置之不理。这些现实，不但不符合“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指导思想，也损害着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初衷，更对反通胀、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良性循环无益。从某种程度上说，调收入分配结构，比防通胀更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