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以前是因为刺激性的言论。此次再被关注，是因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更换，张维迎下，蔡鸿滨上。
张氏此次卸任，似有被迫嫌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看来，张维迎的市场理论与民意基础存在问题。
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
一个踏实治学的名教授，好过10个无聊的半教授半官员的“蝙蝠”教授。张维迎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既然是持市场主见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首先要做的，是从自己开始，把教育与行政分开，现在，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他总算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张维迎教授颇有名士风范，肆口无忌，名言颇多。比如：“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他对市场的追逐达到刺激众生的地步。
一个教授大胆宣传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只要这种宣传不突破公序良俗与普遍价值的底线，但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内的官员，上述言论则让人消化不良。
张维迎的话有可能被媒体放大曲解，但他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既背弃了市场内含的公平原则，也背弃了自己的出身。不能想像，中低收入阶层会支持他“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主张。他对垄断与国企的批评，让他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他对市场公平与民生的漠视，则让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他只剩下一批民营企业家的拥趸，还不是企业家的全部。
除了肆言无忌之外，让人难忘的是张维迎在北大推动的癸未改革。
从北大癸未改革开始，我们看到了以时任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人士，对于建立竞争性流动教师体制的追求。他的具体改革举措包括：“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所有这些举措，是为了打破铁饭碗、打破学术圈内部的师徒递承制，内部人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发达的市场国家的常态措施，即便减了针砭的分量，即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也难以实施。结果是北大鸡飞狗跳，笔者亲耳听到北大两位年轻教师在饭桌上大骂张维迎，认为张维迎不了解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与年轻教师的苦难，关起门来改革，闭关造车。
事实上，张维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无法改革教育体制，相反，还必须依赖教育体制。
张维迎的教育改革没有触及行政体制，没有任何针对行政人员的举措，理由是：“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二、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三、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但教育的痼疾正是行政治校。改革的成本由教师承担，声东击西的改革既无法获得民意支持，也无法让教育改革走上正轨。这样的改革理念也许与“官员是受损最大群体”之类的言论一脉相承，却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勇气、正义与手段。
张维迎注定无法成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没有蔡元培的空间，更没有蔡元培海纳百川的心胸。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表示：“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北大改革，以及此后其他学校推出的全员聘用制，都强调教师的工作效率，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诚哉，斯言。没有独立的教育品格，而让教师成为“拉磨之驴”，这就是张维迎的局限。
以张维迎之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张维迎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他认为较易攻破的关隘，事实相反，没有根本的改革，局部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表面的成功也会走样。
张维迎的改革与言论，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百年改革的艰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改革者需要的主要不是耸动视听的言论，而是对于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于民生的同情，以及基于同情基础上的、获得大众与改革力量支持的稳妥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