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交通拥堵，并不是由于人口众多所引起的，也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城市的居住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中心区所造成的，更不是某些房地产开发商所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部分城市提出的限制外来人口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典型的歧视性政策，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某些城市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人为限制人口的政策自觉。在财政资源大量投放到现代化城市的情况下，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公共产品被更多的人所享用。因此，需要反思的不是限制外来人口政策，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
　　假如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落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那么，其他地区的居民就不会蜂拥至大城市。这是一个政策导向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财政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在财政政策改变之前，允许更多的人进入国际大都市，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改善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福利的行为，是一种落实宪法公民权利的举措。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才能避免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大城市急剧膨胀，从而出现“城市病”。
　　现在，决策当局试图通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群”，来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城市布局方案，或许能够解决国际特大型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但是，并不足以改变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建立大规模的城市群，依靠国际化大都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形成规模庞大的城市部落，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农村人口，但是，由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人口相对匮乏，资源开发能力不足，因此，这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中国的现代化缺乏后劲，中国地区发展失衡现象更加严重。
　　解决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不要把人口迁徙看作是现代化的标志，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空壳化现象。
　　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农村地区居民大量涌入城市，从而导致城市快速膨胀而农业凋敝的现象。这种人口的非自然迁徙活动，虽然在表面上符合城市化特征，但是，由于它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们的主观意愿，因此，一旦城市发展失去了必要的资本，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贫民窟就会成为现代化城市凄凉的风景。
　　中央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并非是要将农村居民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而是要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传统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减少移民，从而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城市移民“综合症”——土地资源与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城市里成为缺乏生活资料和生活能力的城市贫民。
　　第二，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要在追求城市化或者现代化过程中，造成更多的不平衡现象。
　　早在建国初期，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决策者实行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政策，结果导致农民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为了营造国际化大都市，把主要财政资源用于优先建设大型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果导致资源的配置更加不平衡。
　　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了道路交通拥堵的现象，为了拓宽马路，修建更多的立交桥和地下铁路，这些城市不惜采用收取城市建设费等方式，竭泽而渔，结果导致城市企业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难以享受到最基本的社会福利。
　　城市的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如果由于城市化而导致居民的生活痛苦指数增加，或者由于发展汽车工业而导致居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为购买住房付出更多的代价，那么，这样的城市化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城市发展应当充分考虑到平衡性原则，在一些农村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兴建现代化的小城镇，解决公共产品配置不足的问题。在各个小城镇之间，政府修建快速铁路或者高速公路，为城镇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