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将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十二五”起步阶段社会发展的品质塑造从何着手？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如今又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本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1年经济工作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周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经济增长、通胀治理、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三位一体，从战略高度来定调来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布局开篇，最终抉择关乎国家未来的优先发展方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平稳发展是首选原则，注重提升效率将成为根本追求，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务实的政策基点。前瞻2011年国内经济走势，国内外经济环境会异常复杂，内生性通胀将随政策到位深化而减弱，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依然无法避免，经济起伏波动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通胀预期管理边际效用递减表现将格外突出，抑制通胀和调节物价会面临预想不到的各种困难，适度上调通胀警戒线存在较大可能性，“减速慢行”会成为经济平稳发展的目标追求。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是从源头上抑制内生性通胀的必要手段，也是瓦解输入型通胀的必要前提，揭开了经济货币政策适应性变革的前导和序曲。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稳定速度是考量要素，倡导内涵品质将成为重要追求，这是经济工作会议最突出的政策亮点。从对单一经济指标的绝对追求，到弱化或淡化GDP数据性增长，再过渡到多指标民生问题的相对改善，进行适应性内涵品质上的提高，这种革命性变革已不可避免。笔者上周在本栏提到，“如果产业和企业能迅速适应货币政策的转变，能快速调整经济结构，并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将会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其本意就是想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产业升级，也离不开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匹配性布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宽财政紧货币”条件下，无论是实体经济中投资性资金需求，还是资本市场中创新资金需求，都将面临一定程度的短缺。显然，靠货币投放来维系产业发展，靠资金拉动来推进经济进步，也将面临某种程度上的压力。由此，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生产方式，势在必行。
　　笔者以为，在经济转型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问题上，可能的答案大致有这么几个。一是，解决“宽财政紧货币”内涵性协调组合政策着力点。货币政策就像人的左手，财政政策则是右手，只有在大脑中枢的统一指挥下，左右手才能协调一致，发挥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然世界打上人类智慧的烙印。同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两者内涵性互补协调的有机组合，只有赋予两手施展作用的创造性空间，既充分释放每只手独立运作的功能，又协调互补每只手现有的不足，经济工作才有望实现“又好又快”的稳健发展。二是，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政策突破点。2011年是货币政策转型中继之年，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转变，则意味着货币政策收缩之旅尚在路上，金融经济结构调整只是大幕初启。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体现积极性？政策“和煦的阳光”将照耀在那些产业？那些企业有条件成为“政策宠儿”？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12月7日在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讲话，透露政府已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后将在财政投入、建设用地、技术创新、经营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这一重要信息毫无疑问地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有极大可能担当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是调整经济结构突出经济发展品质的“高速火车头”。
　　确实，中国是世界高铁发展最快的国家，高铁投运里程已达到7531公里。到2012年，计划有42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营运总里程将超过1.3万公里。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
　　仔细考察高铁这个“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正好符合四个定位标准。一，满足“迅速适应货币政策转变”的要求，而稳健货币政策则是“有保有压”，高铁行业属于该保的范畴；二，能实现“快速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中国高铁从无到有的发展，高起点构建的产业集群，高规格研发的知识产权，高效率进军美国的发展之路，无不说明其研发、建设、运营、管理几乎所有环节，都具备了战略性新兴行业的特色；三，符合“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的要求，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赋予了高铁行业高技术含量的底蕴，体现了生产方式集约型发展的生命张力；四，是一个“将会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的行业，国内交通运输领域广泛的更新换代，赋予了高铁产品强大的生命力。中国高铁产业集群的崛起，以及国际竞争能力逐步形成，很好昭示了科技创新是最强大的战略引擎这一条。调整经济结构，自主研发是最核心的制胜法宝，产品向高附加值转变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由之路。
　　笔者以为，在货币增长减速的条件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给力的左手。但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货币刺激，而要脚踏实地的科技创新，是用适度的货币“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相应的，在货币稳健腾挪出的空间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在财政政策发力不减的条件下，培育富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办好事”追求的战略目的，是扩大社会就业推动经济进步的需要。
　　（作者单位：温建宁：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李军：国泰君安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