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30年经济发展将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十二五”起步阶段社会发展的品质塑造从何着手?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如今又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本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2011年经济工作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周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经济增长、通胀治理、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三位一体,从战略高度来定调来年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布局开篇,最终抉择关乎国家未来的优先发展方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平稳发展是首选原则,注重提升效率将成为根本追求,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务实的政策基点。前瞻2011年国内经济走势,国内外经济环境会异常复杂,内生性通胀将随政策到位深化而减弱,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依然无法避免,经济起伏波动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通胀预期管理边际效用递减表现将格外突出,抑制通胀和调节物价会面临预想不到的各种困难,适度上调通胀警戒线存在较大可能性,“减速慢行”会成为经济平稳发展的目标追求。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是从源头上抑制内生性通胀的必要手段,也是瓦解输入型通胀的必要前提,揭开了经济货币政策适应性变革的前导和序曲。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稳定速度是考量要素,倡导内涵品质将成为重要追求,这是经济工作会议最突出的政策亮点。从对单一经济指标的绝对追求,到弱化或淡化GDP数据性增长,再过渡到多指标民生问题的相对改善,进行适应性内涵品质上的提高,这种革命性变革已不可避免。笔者上周在本栏提到,“如果产业和企业能迅速适应货币政策的转变,能快速调整经济结构,并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将会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其本意就是想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产业升级,也离不开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匹配性布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宽财政紧货币”条件下,无论是实体经济中投资性资金需求,还是资本市场中创新资金需求,都将面临一定程度的短缺。显然,靠货币投放来维系产业发展,靠资金拉动来推进经济进步,也将面临某种程度上的压力。由此,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生产方式,势在必行。 笔者以为,在经济转型目标选择和路径依赖问题上,可能的答案大致有这么几个。一是,解决“宽财政紧货币”内涵性协调组合政策着力点。货币政策就像人的左手,财政政策则是右手,只有在大脑中枢的统一指挥下,左右手才能协调一致,发挥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然世界打上人类智慧的烙印。同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两者内涵性互补协调的有机组合,只有赋予两手施展作用的创造性空间,既充分释放每只手独立运作的功能,又协调互补每只手现有的不足,经济工作才有望实现“又好又快”的稳健发展。二是,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政策突破点。2011年是货币政策转型中继之年,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到稳健的转变,则意味着货币政策收缩之旅尚在路上,金融经济结构调整只是大幕初启。要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体现积极性?政策“和煦的阳光”将照耀在那些产业?那些企业有条件成为“政策宠儿”?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12月7日在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上讲话,透露政府已将高速铁路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后将在财政投入、建设用地、技术创新、经营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这一重要信息毫无疑问地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有极大可能担当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是调整经济结构突出经济发展品质的“高速火车头”。 确实,中国是世界高铁发展最快的国家,高铁投运里程已达到7531公里。到2012年,计划有42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营运总里程将超过1.3万公里。而到2020年,将达到1.6万公里以上。 仔细考察高铁这个“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行业”行业以及相关企业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正好符合四个定位标准。一,满足“迅速适应货币政策转变”的要求,而稳健货币政策则是“有保有压”,高铁行业属于该保的范畴;二,能实现“快速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中国高铁从无到有的发展,高起点构建的产业集群,高规格研发的知识产权,高效率进军美国的发展之路,无不说明其研发、建设、运营、管理几乎所有环节,都具备了战略性新兴行业的特色;三,符合“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下工夫”的要求,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赋予了高铁行业高技术含量的底蕴,体现了生产方式集约型发展的生命张力;四,是一个“将会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的行业,国内交通运输领域广泛的更新换代,赋予了高铁产品强大的生命力。中国高铁产业集群的崛起,以及国际竞争能力逐步形成,很好昭示了科技创新是最强大的战略引擎这一条。调整经济结构,自主研发是最核心的制胜法宝,产品向高附加值转变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由之路。 笔者以为,在货币增长减速的条件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给力的左手。但经济发展不能只依赖货币刺激,而要脚踏实地的科技创新,是用适度的货币“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相应的,在货币稳健腾挪出的空间上,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在财政政策发力不减的条件下,培育富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是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是“集中力量办好事”追求的战略目的,是扩大社会就业推动经济进步的需要。 (作者单位:温建宁: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李军:国泰君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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