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贫困县举债申遗”的报道引发关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的荔波县为了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举债约2亿元。这一“穷负债+资本运作”的模式，潜藏着不少隐患。
　　荔波申遗的超常规“大手笔”，只不过是这些年不少地方掀起的“申遗热”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目前我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此前，“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数亿元，而专家认为这在国内申遗项目中花费还算比较小的。
　　巨额的申遗款项，未知的效益产出，这不免令人担忧：真金白银砸下去，财政申遗“性价比”几何？如果大手笔的申遗行动没有严格的程序公开，或者缺乏切实的群众参与，会不会招致“政绩工程”的质疑？
　　平心而论，贫困地区发展不容易——逐利的市场资本往往只会锦上添花而不善于雪中送炭，加上资源相对匮乏、项目相对稀缺，“穷负债+资本运作”也是一条不得已的险路。公众能理解贫困地区脱贫的愿望，毕竟，输血不如造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增进民生福祉，都离不开贫困地区对特色资源的运筹与营销。
　　自然遗产是一种宝贵的特色资源，无可复制。然而，申遗的主旨在于保护，在于主张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责任。遗憾的是，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将申遗视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终南捷径：一方面满足于“遗产”称号的争夺，“申”完则万事大吉，缺乏配套的保护举措，坐等天上掉馅饼；另一方面将“申遗”视为坐地起价的法宝，一申遗则涨价，难免有借申遗敛财的嫌疑。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涨”声一片——而在涨价之后，遗产保护却鲜有改善。
　　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度开发的魅影，一直与遗产保护在暗中较劲。因此，在某些著名遗产地，你会发现老式木门窗镶上了铝合金，楼台转角处长出了钢筋混凝土，“超载”的客流、遍地的垃圾……过度市场化，成了遗产不能承受之重。此外，申遗后的“扩容”，也使得部分遗产越来越“返老还童”，敷上了浓厚的商业脂粉，而遗产自身的文化气息、历史风貌，在人为的雕琢中日渐式微。
　　贫困地区将申遗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冀望利用自身资源让群众生活有所改善，可以理解。但地方旅游业要想成为提振相关服务业、乃至各色产业的龙头，离不开申遗之外的决策智慧，需要营造出更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对贫困地区来说，因为财力有限，好钢就更要用在刀刃上，申遗更要讲究“性价比”。这个“性价比”就是：有没有把遗产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有没有让群众生活得更幸福，有没有让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更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