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战略，已被视为未来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到2015年将超过50%，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还将有约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用人口来衡量的，但中国过去的城镇化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因素，在城镇化过程中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城市化”是一个人口向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村用地向城镇用地转变的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上了深深的“政府”烙印。城镇化的基础是土地，而政府是土地资源的最大获利者。不过这种模式正日益穷途末路。当强拆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愈演愈烈，当拥堵的交通让城市人愁眉不展，当良田在轰隆隆的城市化浪潮中成片消失的时候，必须慎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向何处去？
　　除了“政府主导、农民被动”之外，城镇化还有第二条路，即“政府退出，农民自主自发”。但政府充当“旁观者”、完全由农民自主自发推动城市化的办法，虽可解决农民收益问题和城市流动人口居住问题，但会产生严重城市病，很难持续。因此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即“规划主导、农民主体”。即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组织者、服务者、制度提供者，主动破解二元体制藩篱，对规划、土地、资金、基础设施、社保、人口管理等主动改革，允许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土地市场。
　　但笔者认为，在财税体制未根本改变之前，未来的城镇化恐怕还是难以改变政府主导的模式。不过，确实有两个关键环节必须得到改变。
　　首先是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要有根本性转变。过去，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由政府、开发商和企业“坐庄”的游戏之外，大量不愿进城的农民“被上楼”。他们失去土地后，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的新的过渡性群体，他们徘徊在城市的边缘，成为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同时，即使已经进了城，也实际上在享受“伪户籍”。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未来不改变，不仅城市化进程将难以持续，也必然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日积月累的“隐性成本”无法估计。
　　第二个关键就是城市规划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大弊端上：一是规划过软，规划内容朝令夕改，一届政府一个规划思路，行政权大于规划权；二是规划的科学性不够，缺乏足够的战略研究，过于“贪大求洋”，盲目“急功冒进”，不注重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结构要素、利益群体的均衡协调发展。缺乏科学规划的城镇化带来了很多弊端：交通问题、城市基础服务不足、城市生活品质下降、环境污染、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建筑物寿命极短等。
　　总之，城镇化仍将是中国今后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都将重塑。全球城市化已有多种经验教训在前，国内城镇化也积累了多种问题，如果不从利益分配和战略规划方面加以调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难免走上过去问题丛生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