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在“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命题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但为什么每次气候峰会都会产生那么大的争议与分歧？
事实上，全球气候格局变化的根本力量，并不仅仅来自环境本身，无论是一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是正在举行的坎昆气候大会，表面上看，博弈焦点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而实质则是在发展权、主导权及其减排资源的分配上。“碳减排之争”，只不过是发达国家霸权思维在低碳领域的延续。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碳霸权坐收渔利，另一方面又在利用碳霸权转嫁危机的责任。
如今，碳减排权已成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责任的“资产”。《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相互转让他们部分“容许的排放量”，并允许发达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也正是从《京都议定书》诞生之日起，全球初步形成了以“碳信用本位”为基础的碳权体系。
庞大的市场规模构成了碳货币的供给能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08年的碳交易量平均增长率超过320%，2008年碳交易总额达48亿吨，全球碳市场规模达到1260亿美元，而2004年还不到10亿美元。尽管2009年全球GDP下降了0.6%，发达国家更下降了3.2%，但碳市场仍然显示出了强劲的势头，市值达1437亿美元，增长6%，成交8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根据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将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至650亿美元的碳交易市场。预计未来5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
从货币本位的角度看，碳信用与货币绑定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新趋势。目前，各国货币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日元也试图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的第三货币。美元霸权体系的信用基础也被大大削弱。2002年以来，美元江河日下，进入战略性贬值周期，美元作为全球信用基础的根基严重动摇，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因此，美国在美元逐步失去全球储备货币信用优势试图为美元找到新的出路，正积极构建“碳权市场”，抢购、囤积二氧化碳排放权。
此外，发达国家还围绕碳减排权和碳交易货币，积极搭建全球碳交易市场架构，并通过金融资本的渗透，构建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试图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中抢占制高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已成CDM机制下提供碳减排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中国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供给方，却仍不是定价方。我国碳信用体系发展与碳市场潜力极不匹配，仍处于全球碳信用交易链的低端位置，凸显碳减排定价权、话语权的缺失。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霸权思维仍在碳框架体系中延续，历次气候峰会都会变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难或转嫁责任的平台，而今在碳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来都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的“不对等”。
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来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动的工业增长，是目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增长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发达国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严重消耗了生态资源。发达国家10亿人口的消费就消耗了全球32%的能源，其中，仅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就占到世界全部生态足迹近一半，属于“生态赤字”国家，但发达国家从未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愿在碳减排资金与技术转让上给予发展中国家有效的支持，而今在坎昆会议上，日本甚至彻底抛开缔约方的立场于不顾，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减排期，成为阻碍谈判进程的“最大搅局者”。
随着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展开，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也自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要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埋单。当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了全球减排的大部分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补偿，反而被发达国家制造的种种“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所包围，这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又一表现。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气候峰会的结果如何，今后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碳汇率、碳减排配额及分配等都会与碳减排信用体系高度联系起来，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进而加大新的不可预知的风险。为此，中国应加紧制定应对全球碳权体系的发展战略与框架，积极争取发展低碳经济的主动权，推动建立更加均衡的全球碳减排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