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转型应推行差异性政策
● 打击资源类商品的投机行为
● 疏导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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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垄断企业价格形成机制
● 加强监控资源类产品进出口
● 强化自由竞争防止逐利投机
当前的物价问题备受关注,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因此，梳理物价上涨的成因，对政府今后采取应对政策十分必要。
首先，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在于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真实需求与节能减排的行政措施（比如拉闸限电、原油断供等政策）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其次，政府主导的救市组合拳，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实际上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配套实施等，在稳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后遗症。流动性的泛滥，进一步推高了整体物价水平。第三，“通胀预期”在市场价格日益上涨的趋势中不断强化，而政府管制的价格体系和银行负利率结构的长期化趋势，给国内套利和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第四，在产品的供应链上，上游资源类行业是少数国企和央企的垄断市场。国内这种缺乏“价格向下弹性”的垄断性资源供给格局，推高了中下游产业的长期进货成本，导致它们失去了“动态平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第五，具备资源类产品进出口的特权企业，利用国内成品油生产的过剩产能和可以低价进货的优越性，去获取被国际金融资本推高的油价和受到政府管制的国内价格之间的价差，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资源产品短缺的现象。第六，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批零倒挂”现象，不仅无法从源头上抑制通胀上涨的局面，反而会促使更多中下游企业主动退出受政府管制的市场，进一步加剧了由“供给不足”问题所带来的通胀压力。
面对上述来自于“需求”（前三个因素）和“供给”（后三个因素）两方面对物价上升的共同推动作用，我们应该拿出怎样的应对措施？看来，仅靠紧缩货币政策是不够的，需要决策部门找到一个组合拳的平衡点、政策导入的最佳时机与合理的实施力度。
一是差异性地推行结构转型的产业政策，替代现在对所有企业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措施，采取企业自愿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去控制节能减排的目标。可以先让国有大型企业和央企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和碳排放权合理交易模式的探索；民营企业则在政府的有效扶持和以往的成功经验指导下，逐步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二是努力确保供给渠道，及时动用战略储备增加对市场的供给，打击金融资本绑架资源类商品的投机行为。对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引起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应该呼吁国际监管部门和相关国家监管部门投入及时的调查，并对发现的投机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
三是通过大力的政策扶持和税收制度的引导，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企业创新的融资平台中。通过这种疏导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舞台的方式，能够降低中国市场流动性泛滥的问题，能够提高有效打击国外热钱流入的投机行为。
四是上游资源类垄断企业要对价格形成机制向公众说明，要接受代表群众利益的“第三方”客观监督。原则上要反映出市场价格波动的趋势，但波动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事前的价格“平滑”管理原则，或事后有针对性的损失“补贴”措施来加以缓解。
五是对资源类产品的进出口要设定一个“价差”开关。当内外价差低于某个临界值，就要限制其出口而保证国内的供给。当然，我们在制定临界值时，还是要强调汇率、税收调整后的相对价格水平。
六是对与民生相关的资源类行业，应强化自由竞争的格局，也应该请这一行业的企业加入一种“安全保险”，防止逐利型的主动退出行为。一旦供给冲击导致企业资不抵债时，经第三方专业机构确认后，可以动用这笔保险金来渡过难关，以保证市场稳定的供给能力。
此外，政府需要重视金融体系在管好百姓财富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低收入占大多数的百姓，储蓄偏好大于消费偏好，所以，涨工资不一定能看到显著的消费额增长，但是它自然会更多地进入到金融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从而导致银行存贷量的放大和金融市场资金规模的增加。若中国金融体系还不走向“成熟”，而今天决策部门又放任由此可能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通胀或泡沫问题，那么，百姓正在积累的消费能力，到了明天就可能会化为乌有，从而无法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