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了明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信号，强调将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笔者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有效化解流动性压力，实现通胀预期管理目标，是货币政策走向稳健的主导因素和必然选择。
　　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执行到了尾声，相关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京沪高铁等大手笔项目，都已建成或正在收尾，宽松货币政策的依据逐渐消失，边际效应递减，历史使命趋于完成。过剩流动性和过量货币供给，就会面临“蓄水池”不足之困境。流动性一旦冲出池子而去，物价和通胀都会成为流动性泛滥之地，通胀预期管理就面临“洪水”过境难以收拾。当然，管理通胀预期最好的办法，当是“开源节流”。也就是说，一要在源头上下大工夫，比如新建改建一批蓄水池，给无孔不入的流动性以容身之处。货币政策转型为稳健，正好是针对性极强的源头之策；二要在节流上做大文章，从流量上调节货币增量，给信贷投放安装控制龙头，限制商业银行突击放贷冲动。这些金融政策，既包括数量性干预工具，也包括价格指导性工具，都可用来节流货币。在实际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当然要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而定。因此，当前加强流动性管理，瓦解物价上涨的趋势，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必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或者说成阶段性的首要任务。这也是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而财政政策依然保持积极的根源之一。
　　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既是经济稳步复苏的社会发展需要，也是货币管理回归常态的必然逻辑。在经济转型调整结构的关键时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创造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金融基础，有其产生和形成的科学合理性因素，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并滋长通胀预期。这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可持续的特点，注定了宽松货币政策具有门阀上限值，一旦接近或超越这个极限，转向就不可避免。某种程度上，货币调节政策被打上了周期性的烙印，伴随着经济调整转型的周期性低谷，货币政策开启了副周期之门，起始于适度宽松的货币供给，然后过渡到稳健的货币常态，终止于经济过热的货币从紧，最后又回到适度宽松的运动起点，最后当经济完成一个周期性运动，货币政策就完成了一个伴随经济周期的副周期性运动。此时，就是通过主动降低金融快车的速度，以更加平稳的管理和调节，让金融业和金融政策回归常态和银行本位的时候了。这也正是央行胡晓炼副行长日前表态，“货币条件回归常态主要表现”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货币政策的转变今年初起就开始了过渡。据央行的最新数据，今年前十个月新增贷款规模接近7万亿，月平均量化数值达到7000亿，据此推算全年数值有8.4万亿之多，而10月加息和11月两度调高准备金率这三次货币政策调整，平均每次都要吸收和冻结3000亿流动性，那么年底货币政策举措就有可能冲减贷款规模约9000亿，进而全年实际贷款规模可能有效控制在7.5万亿左右。如此，今年的信贷规模就比去年缩减了21.79%，假设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包含稳健的货币紧缩比例，那么明年信贷规模或将是今年的78.21%，即5.8655万亿左右。这一数据相对于2009年减幅高达3.7245万亿，几乎占今年7.5万亿规模的49.66%。
　　数据分析结果说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转向为稳健货币政策，2010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承担了金融政策“调结构”的关键角色。笔者认为，无论宏观经济研究者、还是经济实务分析师，要清醒地认识这种转向的背景，特别是这次稳健货币政策与历史上稳健货币政策存在的不同外延。
　　自然，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向稳健的转型，将贯彻央行一贯的宏观审慎原则，绝不会是一刹到底的“急刹车”，而是精准控制节奏的高频“点刹车”。这种艺术化、高超的金融管理手法，国人已在11月19日二度调高准备金率中见识到了。那次货币政策微调距离10月19日加息刚好足月，货币政策短周期高频率微调，政策出现了短期化的灵活倾向。但是，笔者也认为，若是短周期、高频率地采用临时政策干预，势必将打破货币政策的长期性，对央行的权威性会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其金融管理能力相对弱化，使得运用金融数量工具抑制物价不但成本上升，而且也导致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时间缩短。这是应该格外小心的。
　　货币财政政策重新合理组合，“宽财政紧货币”的内涵协调性道路，显示出宏观调控目标“一稳一松”的搭配格局，货币调控将面对更为复杂的新考验。由于稳健货币政策即将接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进入执行期，而管理通胀预期需要过量流动性结构退出资产价格等领域，社会中发展经济的投资性资金需求，以及资本市场创新性金融投机性资金需求，都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资金短缺和饥渴症，尤其习惯于货币拉动形态的那些经济结构，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和转型压力，比如像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等。如果产业和企业能迅速适应货币政策的转变，能快速调整经济结构，并在生产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将会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