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科学家黄锷在广西防城港市出席一个海洋文化论坛时指出，国际上要求中国节能减排20%不合理，中国应综合考虑这个问题，以求得科学发展。
　　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任美国航空航天总署海洋科学首席科学家的黄锷指出，国际上称中国已经是“排碳大国”，抑制全球变暖必须节能减排。全球变暖这个科学课题在一些国家的运作或炒作下，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对海洋不作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还将会变成一个宗教问题。“所以，对于西方国家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我一直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
　　黄锷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因子及相互关联机制。我认为海洋研究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希尔伯特-黄变换法”研究80万年前至今的气温变化，发现与地球轨道参数相关联，地球大约每10万年会出现温度高峰，在这样的长周期里，现在还只是一个暖化的小高峰期。而未来1万年，地球依然是缓慢降温期。
　　黄锷认为，研究的尺度不同，所揭示的科学问题本质也会有所不同。从分析数据上来看，人为的环境破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得气候的正常周期曲线变得更加复杂而无法预期。但是，虽然全球气候变暖的确存在，但是变暖的速度和危险性被人为夸大了。“气候加速变暖”的说法在学术界成为主流，主要是因为目前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支持“全球加速变暖”这一观点。去年以来，一些专家所称的近年来所有自然灾害都是全球变暖引起的说法，实际上也并不科学。近年来美国对飓风、台风发生的频率、强度等进行研究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它们跟全球暖化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来，人们普遍发现的一些碳消耗与二氧化碳含量是否完全吻合，其实还有必要更深入的研究。
　　黄锷说，通过研究还发现，全球变暖进程中温度的不断提高，其实与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变化有关，在地球绕着太阳走的过程中，太阳光对地球的入射角度将会提高与减少，这就使地球的温度随之升高与降低。而地球现在正处于温度升高的阶段之中。所以，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二氧化碳的增加和能源的大量使用。地球的温度在未来达到波峰之后就会开始降低，将与现在的全球变暖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到底在2100年地球的生物种类会不会消失三分之一甚至是更多，科学家能做的只是推测。
　　“近年来中国对海洋研究的不断深入，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但目前利用率并不是很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到了分析方法的限制”。黄锷指出，地球上71%的面积是海洋，海洋是地球水蒸气的主要来源，海水的热含量远比空气大，能把热进行输送。海洋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可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至于能缓解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人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海洋的表面，海洋深层反应到底怎么样，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我们现在对海洋的了解接近于零”。
　　黄锷告诉记者，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除了用于海洋与气候研究之外，还能够帮助人们深刻理解瞬时频率的本质，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时频分析、航天技术、地震波的分析、石油勘探、模式识别、医学和财经等许多领域。目前哈佛医学院用“希尔伯特-黄变换法”测量老年人的血压和血流速度，以掌握中风的前兆，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用它预测登革热的扩散，美国联邦调查局用这一技术辨识发言者的身份，美国海军用它来探测潜艇。而中国的部分科研院所已经开始运用这一技术测量公路和桥梁的安全。
　　黄锷称，通过对地质变化、地表温度和二氧化碳含量等历史数据的分析和建模指出，气候变化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类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全面分析这种气候变化趋势，现在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所以，全球变暖还远没有一些人、特别是西方一些科学家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们认为减排二氧化碳就能阻止全球变暖，并以此要求中国节能减排20%是极不合理的。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是要求中国节能减排，他们的真正用心值得警惕。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些国家的科学家所说的全球变暖，实际上只是环境科学的一环，目前的研究还缺少定量的科学根据。中国的节能减排必须要有科学根据，不能因为片面而不定量的全球变暖而扼杀快速的民生发展。
　　黄锷认为，节能减排、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十分必要的，但气候变化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全面分析气候变化需要时间，不能过早地下结论，否则就会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节能减排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巨大的工程，中国应当更加谨慎和更加科学地考虑这个问题，用科学的依据来制定未来的发展规划。
　　“任何一个科学家都有讲真话的义务，国际上要求中国节能减排20%是不合理的，我坚持我的立场与学术观点。”黄锷说，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海洋科学家，我将大幅提高数据的利用率，提高从数据中挖掘更多有用信息的可能，并使海洋研究与当前的热点问题———全球节能减排相结合，从中国的发展大局乃至全人类生存前景的角度，深入探索海洋对于我们未来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