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内部货币存量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泛滥的流动性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洪水猛兽，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泄洪区。在流动性的冲击下，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品价格都出现加速上涨，尚未从危机中完全走出的中国又饱受通胀的煎熬。近期，周小川行长的“引流入池说”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各类解读，也把中国流动性管理的重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不能仅从增量考虑，还要从存量考虑。就内因而言，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极高的货币供给。“十一五”期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Ｍ２）的同比增速平均为２０％，而同期对应的ＧＤＰ名义增速平均为１６％，ＧＤＰ实际增速平均为１１％，这意味着中国近五年来货币供应增速已经大大超出实体经济吸纳的范围，导致大量富余流动性的溢出。从存量角度看，Ｍ２／ＧＤＰ已经到了历史最高的位置，在１８０％左右（２００７
年中国经济过热时期的Ｍ２／ＧＤＰ
也仅有１５０％左右），中国经济的货币深度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高位。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ＧＤＰ之间的比例在进一步加大。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来看，流动性尚无“拐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以解决内部失衡为主要着力点，化解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做强做大中国金融体系，引流入池，真正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
为此，笔者提出三种善治之道：第一种“吸”：从根本上说，对流动性的吸纳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金融投资工具、金融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目前，我国还处于金融浅化阶段，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造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不畅，要大力发展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Ｍ２的增长转换成Ｍ３、Ｍ４的增长，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发展债券资产、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池”。
第二种“引”：一定要做强做大中国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这四大资本体系要形成合力。中国的民间资本，如温州资本为何总是进行投机而不是投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有“非公３６条”，对于那些明显带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高利润率行业，其玻璃门和天花板使得进入的“软门槛”过高；而对于门槛较低，利润率不高又看不清发展前景的行业，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高，因此，在多种力量阻击之下，部分逐利资本就涌向如大宗商品、基础农产品、投资品以及其他资产领域（房地产、股市）。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第三种“放”：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积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这样既增加了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大大舒缓了外汇占款对中国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